“严禁酒后驾车，不论上班下班，公车或私家车都一样。”近日，在重庆市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市检察院纪检负责人宣布了《重庆市检察机关十条禁令》，凡是触到“十禁”高压线的检察官，一律停职或免职，再按党纪或《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给予纪律处分(据3月22日《重庆时报》)。

　　现在，各种各样的“禁令”很多，公安机关有“不准刑讯逼供”的禁令，领导干部有“春节不能收礼受贿”的禁令，海关职员有“不得庇护走私”的禁令……这些林林总总的禁令有如下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所禁内容在上位法规中已经有了明确规定，甚至是一些法规常识，如“严禁酒后驾车”，禁令只是加以重申；二是禁令除了在惩处力度上加码之外，并不能制定出比上位法规更加严密的监督措施，仅仅流于“不准”、“严禁”之类的口号式警告。因此有人称之为“弱智禁令”。

　　既然已经有法规明文规定，一些部门为什么还是热衷于出台“弱智禁令”呢？这是因为，当既有的法规制度失灵之后，相关部门找不到其中的原因，也拿不出科学系统的解决办法，只好转而相信自己的行政威力，以行政禁令来震慑管理对象，期望通过禁令来杀一儆百、令行禁止。殊不知，禁令的威力不是来自于严密的监督体系和法制保障，而仅仅来自于带有明显人治色彩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警示，其效果往往不能保持长久，以致产生禁令年年发、问题年年出的尴尬，反而削弱了已有道德和法规的权威，动摇了人们依法治国的信仰。

　　尽管如此，在相关部门的管理者眼里，禁令却是一个好东西。出台禁令，不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需要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不需要伤筋动骨的机制创新，只需要对“法规常识”进行简单的罗列，然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发布。禁令发布时轰轰烈烈一阵子，可以表明发布者的“坚决态度”，至于实效如何则另当别论，这是典型的懒政和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