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场讨论仍然只能停留在道德是非与阶层对立的层面，对于整个制度安排的改革动力就会欠缺

　　理性诉求还是情绪出口？

　　3月13日，身处舆论风暴中心的张茵宣称，“再也不说了，大家都是拥护国家的”，“这就像我们跟父母的相处一样，我们永远不能跟父母斗，这块土地是养育你的，父母的原则定了，但是你可以提建议。至于提完建议后怎么样，这由父母决定。”尽管她强调了自己的平静和坦荡，语气中却还是表露了之前少有的温婉和煽情。

　　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今年作为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向大会提出了3份提案，“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降低富人税负”、“对企业进口环保设备给免税过渡期”。

　　张茵的这三份提案，在3月4日遭到了来自教育界的一位女委员提出质疑后，一时间坊间哗然，张茵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挺张派认为张茵代表自己集团争取利益，天经地义，无可厚非，而倒张派认为，张茵作为一个政协委员，不应该只代表自己所处集团的利益。

　　此次轩然大波的焦点为：提案本身的对错被放在了一边，公众质疑的重心放在了张茵有没有兼济天下的道德情怀。

　　如果把张茵议案事件放入改革开放30年的大背景中，得出的结论便会截然不同：这是政治经济改革到了一定阶段的中国，穷人和富人对自己生存现状都不甚满意的深层次矛盾外化的一个缩影。

　　作为张茵本人，1990年奔赴美国创业，外界评价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白手起家者，财富270亿元。其企业玖龙纸业构筑的产业链是以低廉的价格在美国收购废纸；以低廉的运费运到中国；再利用大陆土地、能源、人力方面的优势，以低廉的成本生产出紧俏的高档纸制品。

　　由此可以看出，张茵之所以能发家致富，成为富人，在于她成功地利用了两个低字，美国采购原料的低成本和中国人力的低成本，造纸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此次《劳动法》“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条，掐住了造纸业或者说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低廉人力成本的命门。

　　还是以张茵女士的企业为例，她在广州、江苏都有工厂。在江苏，据测算，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每年为每个员工多支付6214元，按照南京市最低工资850元计算，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了61%。

　　当然，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不只是张茵的企业一家。而且，按照张茵的说法，玖龙并不算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我们一台造纸机年产是50万吨，一个班不到20个人”。所以，劳动合同法对她的企业影响并不大。她是希望《劳动合同法》在实施的过程中考虑到一些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困难。

　　张茵的表达不像是情绪化的反应。对于省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同上电视PK”的邀请，她只是表示，“公司就要公布年报，两会结束后我就得到全球各地去路演。”她还强调，“正是由于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我才提出了关于完善《劳动合同法》的建议，至于国家是否采纳，肯定会深思熟虑后才作出决定。我对教育卫生就不了解，总不能让我提这方面的建议吧。”

　　事实上，据媒体报道，玖龙纸业有限公司所在地广东，短期间内已经出现大量的企业关闭或外迁的事件，在今年两会，对《劳动合同法》提出异议的也不仅是张茵一个人。但她的声音被放大了，她的提案成为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各方情绪表达和利益博弈的一个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