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服务质量低下根源在于供求关系不平衡

　　主持人：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现在无论怎么改，如果不能在供求关系上有一个大的转变的话，无论怎么引入竞争，我们很难迫使医院提高服务质量。

　　唐钧：对，因为人多了，一个医生一个上午要看二十个，三十个甚至更多的病人，你不可能服务好。

　　主持人：就是说竞争机制要真正有效形成竞争压力的话，还得供求关系平衡，甚至供过于求。 唐钧：对，这种理论在欧美称为准市场，或者有管理的市场竞争，是这样一个概念。

　　应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入手 主持人：你认为现在要让供求关系发生一个转变，现在有什么障碍？或者将来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能够改变这个供求状况？

　　唐钧：我觉得要重视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或者叫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这一块。不能说把所有的好医生都集中在大医院。我刚才讲我们小时候好像从来都在地段医院看病，以前的地段医院是从1956年“公私合营”的“联合诊所”转过来的，联合诊所是解放以前延续下来的许多私人诊所，后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把私人诊所整合起来变成联合诊所，联合诊所又发展成地段医院。这些诊所里面因为以前有很多私人医生，所以真的还是有很多好医生，所以大家到地段医院看病。现在的人觉得小医院不会有好医生，当然也真没有好医生。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改变这种观念、也要改变这种做法-----就是好医生一定要放在大医院。第二，我觉得基层的医疗服务中心，应该鼓励好医生去。有人说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加一块津贴他就去了。还有对社区服务中心来说，应该改变他的行医方式，不要再是坐堂医生，而要发挥以前赤脚医生的作用，应该上门服务。我们不是在基层再建一个医院，而是真正变成一个健康服务中心。其实五十年代以后，全世界在医疗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主要是传染病，白喉、猩红热、脑炎等等这些病很猖獗。后来人类找到了一个办法，一个是免疫，一个是抗生素，把这些病全给治住了。所以当时真叫“特效药”，一种传染病找到一种特效药就给治住了。但是从那以后，整个人类健康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们最主要的病，是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等等，这些病最主要是生活习惯的病。这一类病我们叫慢性病，实际上它是无能治愈的。你仔细想想高血压，有没有一种药能把它根治了？其实没有，我们现在只能控制它的发展进程，所以现在治病概念跟以前治病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对疾病、健康和医疗服务等等方面，在中国作为老百姓来讲也应该有一个很大观念上的转变，应该认识到现在特殊的情况。

　　应以大医院为中心考虑医院集团化发展

　　主持人：你刚才谈到改变供求状况要重视社区基层医院的建设，其实高端的医疗资源现在也是稀缺的，即使社区医院建立起来，北京大的医院，名牌医院还是供不应求。咱们现在医疗市场状况是全方位的稀缺，好的医疗资源稀缺，基础医疗资源也稀缺。

　　唐钧：恐怕不能这么简单的说，比如说三甲医院人满为患，你到二甲二乙，如果这些医院你也承认他是资源的话，他并不是人满为患。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大医院的资源适当的分散，好医生成为指导性的，作为一个后盾在那坐镇。而一些伤风感冒之类病可以到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看，然后发现你这个病我治不了，可能会发展成大病，那我就给你转到大医院去。大医院现在有名的非常的火爆，人太多，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以大医院为中心搞集团化，比如说协和一个集团，北京医院一个集团，同仁一个集团，这样的话他把下面有相当规模的医院，当然这些相当规模的医院本身也有特色，比如像积水潭医院，他也可以独立发展；有一些不太有特色医院是不是可以组成一个集团共同经营，这样的话医生之间也可以流动，我觉得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咱们医疗资源。

　　主持人：你的意思就是说让优质的医疗机构整合其他的医疗机构。

　　唐钧：对，医生在中间是流动的。好医生别出去走穴，可以在这些医院内部互动。还有，其实可以改善经济方面的状况。比如说在同仁医院那里挂号，一天只能挂30个，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开了，成为一个集团可以多挂号，多挂号意味着你可以多挣钱。

　　英、德模式值得借鉴

　　主持人：我非常赞成你的观点，应该让优质医疗资源扩张，辐射更多的患者。下面我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国外现在医疗体制方面也有很多种模式，他也没有完全统一的，就你看来国外这些国家他们医疗体制方面有哪些值得咱们国家借鉴？

　　唐钧：其实你到网上看一看，国外医疗模式有这个模式，有那个模式，其实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的理论来讲，或者从卫生、经济学、健康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模式我们叫全民健康服务，这是英国模式，英国模式就是说所有的医院是政府办的，医生是政府雇佣的，所有的人看病现在要支付一点钱，以前是不付钱的，现在是象征性的交一点费用，主要的钱是从税收里来，从理论上来讲，全国老百姓不会因为你收入不高而看不了病，没有这种状况，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叫做德国模式，德国模式我们可以称他为“全民健康保险”这样一种模式。就是有很多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可能是行业的，也可能是地方的，地区的，或者还有其他的，然后组成一个疾病基金会，你可以选择一个去参加，参加以后雇主和雇员把这个钱都交给基金会，之后基金会跟医院定合同，他不一定定点，但是基金会跟很多医院定合同，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范围内有一个自由选择，去看病，看病的时候是不要钱的，钱是由基金会支付的。

　　主持人：我感觉你说的这种实际上有两重选择或者两重竞争。第一民众会对基金会有一个选择，哪家基金会服务好就选择哪家基金会。然后基金会他又有一次选择，让医院竞争，哪个医院好我选择哪个医院。

　　唐钧：然后你去看病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范围内选择医院，这样实际上有三重竞争在里面。

　　主持人：对，几重选择里面，其中选择基金会我不用很专业的判断，我只要根据他的社会声望去进行一个判断；基金会选择医院，他可以做出专业判断，他有专业知识，可以判断哪家医院服务水平高，价格合理，比消费者选择要清晰。

　　唐钧：他首先给你筛选一道，可信任的医院我才跟他签约。另外可能是根据你的方便，第二个根据你以前看病的经验，觉得这个医院不错，也有医疗技术方面的可信度，一种工薪力等等。

　　主持人：实际上这也是我长期以来的感觉，我们医保方面的问题，是因为医疗保险之间缺少竞争，每个城市都是独此一家，这个竞争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机构是有专业能力的，普通患者没有专业选择能力，跟医院发生纠纷，没有那么多精力跟医院进行协商。

　　唐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去立法监督，政府自然就比较超脱。现在日本说咱们有医患关系，就是因为直接跟医院发生矛盾，又跟保险机构发生矛盾，再牵涉到就是政府。而德国模式，政府是超然在上面的，发生矛盾以后政府出来调停，政府出来裁判，这样的话多主动。我觉得这种模式比较好，但是他一定要强调这种疾病基金会是非盈利的，他不是一个公司，他没有盈利的动机在里面，所以这一点要注意，他跟美国是不同的。

　　主持人：我个人感觉，即使这种基金会他有一部分盈利冲动，通过政府的机制，可以让他在这种冲动之下提供更好的服务，我觉得也可以限制住。

　　唐钧：应该说他基本上是服务型的，我们现在老讲服务型政府，这种基金会其实也有一点官方色彩，完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下，基本上不需要你盈利。当然机构里面所有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是打入成本，除此之外根本就不需要你盈利，你今年收上来的经费基本上要为花在协会会员的身上，如果你今年有多余了，你明年应该少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