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中午12时左右，上海奉贤一女协查员在收集黑车非法载客的证据时，在车内被黑车司机刺死，当时执法人员正在车外准备伏击黑车。正在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虹储居委会主任朱国萍明确表示，不赞成以“钓鱼”、派“卧底”等方式去查黑车。（3月12日《东方早报》）

　　对此悲剧，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反思。

　　其一，黑车为何屡禁不绝？2005年上海共查处黑车7500多辆，2006年查处黑车2.2万多辆次。2007年1至11月，上海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开展18726次检查，查获黑车2.5万辆。可见，黑车不仅没有因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而减少，反而有愈查愈多的趋势。

　　可以说，公共交通不完善、不配套，给黑车留下了生存土壤。随着地铁“三线两段”的贯通，上海的公交状况已大为改善，但也必须看到，在市郊，公交线路少、车次少、难打车等情况仍较为普遍。而黑车泛滥的地方，正是公交线路较少的郊区。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黑车，就必须加快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切实改善市郊公交环境和质量。其二，“钓鱼”式执法是否适当？此事最引发争议之处还在于“钓鱼”式执法。按照相关法规，非法营运车辆只有在载客的情况下才能被查处，于是很多地方的执法人员主动出击，雇人乘坐黑车以便人赃俱获。如此执法确实能查获不少黑车，但这种“钓鱼”式的执法有违程序正义，更谈不上“阳光执法”。

　　退一步讲，即使这种“陷阱取证”行为在法律上可行，在道义上也是不正当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由此派生的“执法经济”才深恶痛绝。以“钓鱼”的方式执法，只会激化矛盾。这是尤需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