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0年前一个“环保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展到今天将成为“正部级”单位，表明了国家对环保工作的重视。但从另一方面解读，这种不断“升格”的过程，也反映出中国环境问题的日趋复杂化。套用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话来说：中国用30年改革取得了西方100年的经济成果，但西方100多年的环境问题也在中国30年内集中体现。英国剑桥大学Patha Dasgupta教授曾说：以某种标准来衡量，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财富在近20年来增长极慢。必须承认，这“某种标准”里，其实就包含了环境资源方面的极大透支。

　　这几年，大家见证了环保的诸多努力，从一次次的“环保风暴”，到一个个的“流域限批”，结果有时却难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今，“局升部”似乎又让热爱环保的人们看到新的希望。“局升部”的关键，不在于为环保部门得到一次队伍壮大的契机，而在于为克服现有的“环保瓶颈”获得体制支撑；在于能否借助这个契机，真正推动环保指标纳入官员考核的工作，并由此真正强化环境执法的力度，彻底摆脱“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的无力感。

　　有论者曾指出，中国环保的困境，不是环保部门的困境，根本上是政府权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上面喊破嗓门，下面却无动于衷，甚至公然保护。在“先污染后治理、先积累后发展”的思路之下，“挂牌督办”在有的地方演变成“挂牌保护”。

　　潘岳也曾表示过，“环保”从理论上已经解决了问题，现在的关键是没有实际的力量。

　　所以，当务之急在于，要在各地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考核标准里，真正纳入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的指标，并通过严格的“离任审计”、“升迁审计”，确保这些指标真正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