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判维系着社会的公平、公正。然而，作为公共权力，司法权仍然需要置诸民众的眼皮底下，进行阳光运作。因此，昨日湖北省高院院长郑少三强调“法院系统要主动接受媒体监督”，如此理性的声音值得赞赏。

　　媒体对法院系统的监督，其实是对公权力监督的一种，是保障司法权力的透明运作，保证法律的社会功能被最大发挥。当然，这里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媒体集纳信息与舆情，却并不一定能保证这些与司法的理性、专业合拍。民众对法律的认知，总会有缺陷。媒体监督在引导民众的价值、道德判断时，或有可能引入一种情绪化的民意，将之附加给了司法审判的理性审慎中。

　　当人们谈论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时，往往会害怕这种情绪化的民意将媒体推到了“媒体审判”的前台。毕竟，媒体天然的要对民众的知情权利与舆论诉求负责。我们难以保证有些媒体因此而产生了迎合的意愿，让监督报道因某种倾向而对司法审判产生了不恰当的预期，影响了司法程序的公正。

　　媒体所迎合的民意，对于司法审判来说有时就是需要回避的。害怕“媒体审判”的人，往往会拿西方国家为参照，以示利害。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61年，美国最高法院进行的案件审理中，370名候选陪审员里有90%的人受到媒体影响而在审判前即认为被告人是有罪的。对于追求程序公正的司法而言，这样恰恰就让“不公”提早地来到。事实上，有些西方国家在法庭审理案件时，就命令禁止媒体参与案件的舆论评判，相关的评判只在审理之后展开，提供的也只是一些反思性的声音。

　　法律维系的公平、正义，是权利的高峰，却只是道德的底线。媒体对司法审判的报道与舆论引导，也可能因某种道德的渲染，因某种情绪的洪流，激发了民众的愤怒或者同情，置法官于舆情的压力之下，影响了理性的判决。2003年沈阳“刘涌案”改判之后，刘涌曾哀叹自己死在媒体之下而不是法律之下。事实上，以媒体不当监督所推动的司法审判，往往容易掺杂民众对“实质正义”的诉求，而有意无意地突破司法程序正义的防线，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够理性的社会行为。

　　当然，“媒体审判”的可能存在，并不能成为否定媒体对司法权力监督的理由。监督的前提，是厘清监督的界限，分清媒体、司法的各自角色。那么，有效的监督，一方面必然需要媒体自身的理性与专业，需要媒体把理性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作为对司法案件观测的逻辑起点，既不一味迎合，也不搞媒体审判；另一方面需要司法程序的公正得以保障，接受媒体监督的同时，固守法律的理性。

　　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最终表现为对司法作为一种公权力运作的监督，而不是预设某种审判结果进而影响审判，更不是对司法权威的质疑。媒体监督与司法审判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促成各自的社会功能不断放大。媒体监督的方式，重在揭示事件的真相，重在让司法权力公开运作，让所有的司法阐释以透明的方式公之于众，让司法权力切实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做到了这些，属于不同的专业领域、承担不同社会功能的媒体与司法机关，都将能在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上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