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可持续性增长难度很大

　　姜长云：谈到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这几年农民增长比较快，连续几年超过6%，这是历史上非常少有的好形势，从1986年到2003年，我们只有两年农民收入增长超过6%，从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连续4年超过6%，尤其是2007年农民收入增长达到9.5%，这是非常好的形势。

　　那么是不是今后农民收入增长就不困难了呢？我看不是这样，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农业收入增长重要性降低，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新的亮点；非农产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性明显增强。但是，今后农民收入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难度将会有所扩大。

　　为什么这么说？尽管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但是这部分增长比重还不高，农民收入还是依靠农业收入和来自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长。农民的农业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能力出现了趋势性的弱化，但是还会继续增长，并且会出现波动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连续四年同时出现农业增产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在历史上这是少有的，甚至保持农产品连续增产、同步增产的难度也是越来越大。粮食从历史上看，往往是两年增产一年减产，到去年已经是连续四年增产，可见今后继续增产的难度比较大。今后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农产品价格还可能继续增长，但如果想再有四、五年保持农产品价格的持续快速增长，几乎不可能。所以农民农业收入快速增长的难度非常大，甚至农民的农业收入很可能会出现年际之间波动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今后，非农产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增强。但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但是，《政府工作报告》也说，今后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明显增加。所以，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很可能出现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增长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但某几年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空间明显萎缩，这种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可见，农民非农收入增长幅度的波动性也在不断增大。当然，促进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需要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这也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举措，我觉得今后要进一步巩固这方面的结果。

　　周民良：刚才姜老师谈到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这一点非常有启发，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应该还是与减少农民有很大的关系，我算了一下，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城镇化水平跟印度差不多，大概是26%、27%这样的水平。但是到200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43.9%，印度的城市化水平刚刚过30%，我们跟印度城镇化水平明显得到很大的差距，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反映了一个态势，就是中国有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就是反映出如果整个分配关系没有发生改变，相当一部分农民是从城镇来参与分配，非农收入占农民收入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另外这几年随着城镇化一体化发展，让更多农民进入城镇参与城镇分配的进程，这样包括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让农民及其子女参与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来，这是提高农村收入最根本的核心。

　　姜长云：我再提供一个资料作补充，2006年农民纯收入比上一年增加322块钱，其中非农产业增加235块钱，这个比重是非常高的。怎么样提高农民非农产业的纯收入？要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这个问题，提高企业工资水平也牵扯到怎么样引导企业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问题。

　　原来我们说产业梯度转移，是指东部产业结构升级后，应该把传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但是我们的大量调研发现，部分发展比较早的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换句话说，产业转移的时间太晚了。有些产业现在即使想转移，可能中西部地区也不愿意要了，因为有些传统产业长期依靠压低工资来运转，利润很微薄。现在许多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也提高了，东部地区部分传统产业转到中西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也没有多少利润可赚了。可见，东部地区加快产业升级，不是太快了，而是太慢了。

　　周民良：我们说收入分配的调整，还要依赖好的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对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对奢侈品的征税，这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消费得起奢侈品都是高收入人群，比如像珠宝、黄金、高档住房，对这样的奢侈品征税是一个国际通行的做法，也是调节收入分配非常好的做法。

　　另外一个对高收入人群应该加强税收征管，这个方面我们过去可能在税收政策方面强调还是不够。还有一个怎么样开征遗产税，这些通过税收结构的调整，国家增加更多税收，通过税收再分配弥补低收入差距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另外，对物价上涨比较快的行业，通过税收的方式进行调控可以有效干预市场，引导物价水平理性回归。比如房地产，这几年房价上涨很快对居民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其中高收入者他们购买很多套的住房，这些住房最后都闲置起来，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另外对房地产投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使中低收入者，由于价格投机过盛，中低收入者不能在市场购买与他收入水平相对应的住房，这是目前非常突出的问题，怎么样通过开征物业税，尽管调控住房市场，使住房市场理性回归，让更多居民包括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居民在城镇买到住房，这也是调节收入分配很有效的做法。

　　姜长云：刚才周教授说到这些问题，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再补充几点，一个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比较快，包括地方政府发展房地产、推动房价上涨热情也是很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相关税收的增长，是这几年地方政府税收增长的重要原因。今后能不能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让房地产增加的税更多地不是被地方政府分享，而是被中央地方获得，这样会弱化地方政府推动房价上涨的动力，对抑制房价上涨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实际上调整国民经济收入格局，中央政府积极性最高，中央肯定比地方积极性高。许多人投资、投机房地产，买了几套房，放在那里不住，等房价快速上涨再抛出去赚很多钱。今后可否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让房价上涨的利益更多地被政府拿去，这样是否可以更好地抑制炒房行为？另外税收政策能不能更多地同支持慈善事业结合起来？这几年城乡差距扩大，部分高收入人支持慈善事业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我们税收政策没有跟上，也影响一部分人参与慈善的热情。此外，提高扶贫标准也是很重要的，这几年扶贫成果非常大，但是有一部分人还是贫困人口，现在的贫困人口让他脱贫难度加大，这几年物价水平涨的比较快，今后是不是适当提高扶贫标准，甚至可以把扶贫标准跟物价涨幅能不能挂钩，包括对低收入者补助问题，能不能跟物价挂钩？都是可以考虑的问题。

　　扶贫资金运作有欠透明化

　　周民良：刚才长云教授讲了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对物价问题，对高收入调节问题，这是涉及到国家政策调控非常重要的方面。另外怎么样体现国家在财政政策和其他相关配套政策，在扶弱救困帮穷这方面的作用。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反贫困绩效还是非常突出，主要反映在相当多过去的贫困人口他参与到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来，参与社会收入分配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使他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有一些在老少边穷低收入者，因为他们对市场不了解，这些人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依靠农业本身发展，怎么样在国家反贫困政策上更有效，更着眼于低收入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另外，怎么样在我们反贫困政策上，怎么样体现对弱者的援助，有大量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完善方面的工作要做。因为这几年反映有一些扶贫资金被挪用其他方面，扶贫资金没有到位，扶贫资金被截留，还是在不同地区有所反映，这反映出我们国家反贫困政策，做很多方面，在透明化方面、公开化方面，在完善进一步深入到居民中间去的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另外一个方面，像城镇饥民一些低收入者问题也是存在，比如一些下岗失业工人，比如有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参与就业相对比较困难，比如有一些弱势群体包括残疾各方面这些人员，这些人员本身也没有参与到整个国家城镇化和工业化整个体系来，虽然生活在城镇里，依然是城镇中的弱势群体，依然需要社会来关注。怎么样体现国家对这些居民的扶持，使他们收入水平有保障性的提高，怎么提高他们最低收入水平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城市低收入阶层更需保护

　　姜长云：提到反贫困和低收入者收入问题，反贫困不仅是农村，城镇反贫困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农村贫困人口往往还有几亩地，城镇贫困人口几亩地都没有，往往生活更困难。当然，许多城市低收入人口有低保，但在城镇什么都花钱啊。
考虑城市低收入者的收入，要注意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农产品价格上涨，对高收入者影响不是很大，对低收入者影响很大，我们笼统地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收入是有好处的，当然也有可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好处，更多地被中间环节拿去了；但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市低收入者影响比较大，这里面怎么统筹考虑不同人群的利益？完全按照高收入人口定位，我们控制农产品价格动力就不是很强，完全按低收入者来定位，控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迫切性就比较大，但又会影响农民增收。有些地方农产品价格上涨时你紧张，但农产品价格下跌时你又如何呢？可见，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市场的宏观调控，是需要统筹兼顾的复杂问题。在此方面，过犹不及！

　　周民良：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在政策上重视，我们国家收入分配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联合起来考虑。在城镇化过程中间，过去在征地过程中采取不合理的做法，结果把农民地征到了，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他的就业也没有得到安置，新的收入来源没有，传统一些收入支撑支柱又没有了，又失去了，所以在城镇化过程中，包括城郊居民，保证他们收入可持续性的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怎么样改革用地制度，农村居民参与城镇化过程中，比如通过入股的形式，让他随着城镇房地产或者参与其他的收入分配也是非常重要方面。有些土地我们确定城镇建设用地，如果用地方向比较明确，在容积率各方面确定可以由农村自己建设，自己建设住房在社会上公开出售，国家政策上进行许可，这也是保证城郊居民参与城镇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对于保证他们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姜长云：如果将国家比喻为大家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把我们整个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让大家共同幸福，让大家共同快活地生活和工作。打一个比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如让大家都在足球场上快快乐乐地踢球，有赢有输，但都在一个平台。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像跑马拉松，越来越少的人进入前列，成为冠军亚军季军，更多人脱离发展的主流，成为落伍者。在此情况下，不同人群的需求反差很大，社会容易出现断裂，社会矛盾、冲突更容易发生。

　　周民良：总结起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以下问题：总体上居民收入水平在提高过程中，与国家整个发展来说，居民收入水平还不高，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仍然存在；而且由于物价侵蚀收入各方面的因素，所以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显得比较突出，如何解决这样收入分配的问题，更依赖于国家政策上更有效的调控，一个方面怎么样使收入分配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包括城镇最低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分配标准的提高，另外一方面通过改革的措施，抑制行业的收入分配不正常的增长，包括垄断行业收入水平不断增长，包括有一些物价上涨过快行业收入水平过快的增长。第三个如何通过税收调整不同收入的格局，怎么样完善国家的税收。另外怎么样通过体制改革实现收入分配相对机制更合理化，让更多人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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