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日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中，省委书记汪洋告诫道：“你不以人为本，老百姓也不会以你为本。”他慨叹这是一个挺朴实的道理，可实践它不容易，需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对此，在场的省人大主任欧广源作了呼应：如果政府不尊重群众，群众也不尊重你政府；政府不关心群众，群众也不关心你政府；政府不保护群众，群众也不保护你政府；群众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谁歧视我不帮助我不爱护我，我就反对谁！同时，关于修改政府工作报告，汪洋建议鼓励经济特区和新区率先改革，先行先试。

　　汪洋的表态和欧广源的阐释当然主要是讲给官员们听的，旨在从两个方面给他们“施压”，增加他们的紧迫感：一是群众的利益实为政府存在的理由，是政府的目的，是真正的利益；二是如果改革停滞，轻视或漠视民众福祉，政府将无法代表民众利益。显然，民众是政府改革的目的和动力。但要让官员们认同这一原则，需要辅以更多的信念和思想解放。

　　广东最初浸染改革风气，并从中获得大收益，经历了发展的巅峰时期。汪洋自上任以来，并没有一味地对历史抱着瞻仰的姿态，而是持续地在解放思想上用力，从各个比较维度上强调不进则退的危机感。从某种意义上讲，汪洋所行的是警醒的工作：让广东不要陷入惯性消沉，不要丧失改革锐志，不要懈怠民意诉求。

　　解放思想有统一的核心内容，但并不可能取消广东语境下社会、民生的不均衡现实。汪洋在上任伊始就去粤西调研，直陈广东的地区发展差异。在长三角考察，汪洋则承认珠三角发展中的短板；本次两会上，汪洋的“负面评价”尤为集中，涉及广东的低工资，民众的收入也并非想象的那样高，民生诸领域都亟须改善……汪洋的问题意识背后，就是要做棒喝的努力，让领导干部摆脱狭窄的地区性考量指标，从维系了几十年的自得情结中警醒过来。

　　警醒的任务要面临重重既得利益的阻碍，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目前这一工作正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推进，它的成功与否关系重大。如果政府陷入窠臼无法自醒，解放思想的种种设计必定会被迟滞，改革的再启动也会遭遇困难，因为它们随即会失去土壤，赖以生长的空间也会变得逼仄。如此，警醒的动力来源显得更重要。它不仅包括觉醒的官员，更包括对现实不满、希望政府更民主、给出更多允诺的民众。

　　犹如汪洋对经济特区和新区的认知，这些地方之所以慢下来，要么因为没了危机意识，或改革意识在衰减，要么因为上头给的改革任务少。总之是动力缺失，迷失方向。此番情势套用在广东现在的格局上也大概适用。汪洋对特区的建议同样带有“警醒”的逻辑：在改革空间变小的前提下，或者向中央申请政策支持，以此拓展改革余地；或者对本土贯注危机意识，尤其重要的是仔细顾及民众，立足他们的担心、恐惧、希望、愤怒，从中寻得内生的动力，而这一动力将是强劲和源源不断的。

　　官员的无意识“沉睡”源自结构性的不足，促成觉悟需要破除这样那样的禁锢。相较而言，广东民众的觉醒更普遍、更深刻、也更自觉。他们已意识到自身与政府的关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要求政府能够呼应他们的权利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和改革需求。诸多需求当中隐藏着广东人的创造力，对激励当下的改革极有价值。问题是，现行的治理模式和发展观念都在躲避民众的需求。显然，躲避是因为政府及官员尚未被全部警醒过来，依旧沉浸在对民众的误解和往日的梦里。

　　民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自身利益的所在，也知晓利益被蒙蔽、被削弱的根源所在。民众愿意或正在采取各式公民行动，保全自身的利益，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些东西。这在有意无意间结成了一股力量。它激励了改革主动深化，迫使绕了弯路的改革修正方向，保证政府及其影响下的改革不偏离真正的利益。民众成为改革的主体，于广东而言是一桩幸事，因为他们契合了执政者的诉求，甚至于也同样承担了“唤醒”政府、“唤醒”官员的任务。

　　驱动停滞的改革继续以往的光荣，也让改革回到民众中间，与进步的民众结盟，与真正的利益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