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在华跨国公司的负面消息时有报道：沃尔玛成为“黑工厂的好伙伴”，上海欧诺法、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成都今麦郎等公司对中国环境法律置若罔闻……

　　跨国公司，尤其是全球知名跨国公司，一些风吹草动总会引起格外关注。理论上说，这并不奇怪：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的知名度当中原本就包含社会责任的美誉度，正因为整体美誉度较高，偶尔出现的问题才会格外突出，恰如“人咬狗才是新闻”；另一方面，有意无意间，这些知名企业扮演了全球企业界道德楷模角色，在享受品牌声誉带来的综合利益同时，理当承担舆论和公众更严苛的要求。

　　值得留意的是跨国公司在华违法的“制度化倾向”：

　　这需要回归资本的本性去看待跨国公司。资本最根本的动机是自身增值，寻求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既非政府，亦非慈善家，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资本行为的载体和工具。

　　有人说，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血液里就带着“污染转移”动机。略为公正的看法应当是，跨国公司谋求包括违法成本在内的经营成本最小化本身无可厚非。

　　倘若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严格遵守中国法律制度和各种生产经营标准，只是因为母公司所在国与投资国文化及消费观念差异而造成矛盾，则应当更多地被谅解。

　　前些年常常见诸报端的所谓跨国公司“歧视中国消费者”之类问题，恰恰有很多属于此类。

　　所谓违法的“制度化倾向”，则意味着问题突破道德和文化范畴，上升到法律和制度层面。当然，也还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入乡随俗”、“越淮而枳”。

　　客观地说，这仍然基本符合资本的本性，但与所谓的“资本精神”却背道而驰。

　　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７年，有一本叫做《资本精神》的书颇为流行。

　　该书作者卢德之认为，资本天然是自私的，如果没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和控制能力，“资本带来的破坏速度甚至比它建设的速度还要快”。

　　卢德之所说的资本精神，其实是“资本家”精神，或者说是企业家精神。他希望看到的理想状态是，使用资本的人通过合法手段“拼命地挣钱”，再抱着“神圣的目的拼命地省钱”，把省下的钱用以回报社会，“使穷人变为富人，使富人变为好人”，从而构建社会第三次分配体系。

　　显然，作者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既符合当下流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潮流，也直指宗教层面的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

　　然而，遗憾的是，资本并不会天然选择去依附道德情操高尚的人，甚至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下和一定程度上，还会有相反的选择倾向。这种案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

　　毫无疑问，无论社会生活当中，还是企业经营领域，都需要大力倡导崇高的精神，崇高精神也应当是从公民到企业的终极追求。但要想约束住极为活跃和冲动的资本，仅靠倡导“资本精神”显然不够。正如理想不能取代现实，道德不能取代法律，自律不能取代他律。

　　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正是承认资本的自私和逐利本性，在此基础上构建成的制度体系才是保障和激发“资本精神”的关键。

　　正因为这样，在审视跨国公司“制度化违法”现象时，首先应当审视的是我们的制度环境。

　　如果我们不能建立真正公平的市场秩序，如果我们抛弃制度，比资本追逐利润更加疯狂地追逐资本，如果我们不能完善消费者参与机制，恐怕真的避免不了更多跨国公司“制度化违法”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