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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三十而立

　　有一种责任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前行

　　吴敬琏总结中国改革三十年

　　中国改革：增进福利与责任政府之路

　　樊纲: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可以释放出不少生产力

　　<21世纪>: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经历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最为引人注目。那么,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改革如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樊纲: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很多人认为没有效率改进,就是靠着劳动力便宜和资本积累。根据我们的分析,过去平均每年9%-10%的增长速度中,要素投入确实是主要的部分,但是生产力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要素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率,1979年到1988年是6.7%,1989年到1998年是5.16%,1999年到2005年是5.36%,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是60%。而生产效率改进拉动的经济增长率,在1990年代大概是4.4%,到了1999年以后仍然有3.7%左右,应该说这是相当大的贡献。美国布鲁金斯基金会去年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是6%,这和我们的研究基本上兼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生产力改进,第一是市场化改革,主要是产权关系的变化,主要是民营经济占整个经济比重的提高。第二是人力资本的外移效应,是教育进步之后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增长所产生的效果。第三是研发投入的增长,但是这一块迄今为止还是不大。第四是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而城市化打破了过去分散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发展模式,使得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很大。此外就是外资和外贸对经济结构的改变起到重大效果。

　　还需要注意到另外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政府的行政成本,政府作为一个负担在经济中起负作用,而且这个负作用在加强;还有一个是经济结构,主要指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关系,现在储蓄占GDP的50%,这是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是负的。

　　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有些是与改革、制度相关的因素,比如市场化和政府改革,经济结构的背后其实也是一些制度问题。通过分析这些因素,一方面可以对过去的很多问题给予解释,另一方面可以对未来能不能发展、如何发展给出判断。每年3到4个百分点的生产率提高,可以解释过去1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现象,能源、原材料等都在涨价,但是消费品的价格却不涨,企业的利润还在增长,没有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和开放确实有效果,体现在生产率的释放、效率的提高。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哪些还在,哪些不在,哪些弱了点,哪些强了点,对未来进行判断。总的来讲,所有这些因素今后20年基本都在,只不过强弱上会有变化。其中,廉价劳动力在增长过程中起的作用已经开始下降,将来显然会弱下去。其他很多因素将来会强起来,比如人力资本、科研投入、企业创新、城市化等,今后会起更大的作用,会支撑经济的增长。

　　那改革还起不起作用呢?前面说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生产力是靠改革释放出来的。现在有一种说法,说经济改革基本到头了。如果经济改革已经没有什么潜力可挖的话,是不是改革这个因素以后就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了?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仍处在初级阶段,即使在经济体制领域,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改,仍然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效率,仍然可以通过制度改革去改变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改变经济结构,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这其中既包括市场化,即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也包括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如果这个因素的效果可以转成正的,我们就可以释放出不少生产力。

　　茅于轼:特权的市场经济非常值得警惕

　　<21世纪>:改革通过改善制度,释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经济长期快速的增长。GDP是增量,财富是存量,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财富是否也在增加?

　　茅于轼:比较全世界的穷国和富国,可以看到富国是以商品交换作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什么道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交换创造财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创造财富,而交换只是产品的转移,因此是一种多余的东西。而市场经济的特点恰好就是交换,而且交换是创造财富的。道理非常简单,平等自由条件下的交换是双方都同意的,一个商品从卖方的手里转到买方的手里,卖方有一个价格底线,买方也有一个最高价格,这两个底线中间有一个距离,交换是从出价低的卖方转手到出价高的买方,一旦成交,买卖双方就都得到了好处。所以说每一个买卖都是从低价值变成高价值,社会的财富因此就增加了。

　　交换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它会很自然的实现,但是平等自由这个条件很难实现。改革以来,百姓的自由扩大了,选择职业、创业、交换、旅行本来是完全没有的,现在越来越多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财富得到了非常大的空间的增长。但我们还是不大愿意提平等自由,有可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误区,就是一个讲特权的市场经济,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张维迎:中国的机会均等的程度大大提高了

　　<21世纪>: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但有人认为,在效率提高到同时,公平的状况在变差,比如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对收入差距和社会公平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维迎:谈中国改革30年,就不可能不谈收入分配。其实任何一个制度都是收入分配制度,任何一个体制改革都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从政府主导收入分配到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变革。目前的情况是政府仍然在资源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市场在收入分配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产生了现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回想改革初期,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引进激励机制,反对大锅饭、平均主义。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大量的工作就是争论要不要按劳分配。到了1984年到1986年时又出现一个很大的争议,那就是"红眼病",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人出现收入差距,引起了很多社会矛盾。到了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到了十五大的时候,不仅强调了按劳分配,而且强调按照生产要素分配,鼓励资本技术也参与收入分配。

　　经过30年的改革,贫困问题应该是基本解决,但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无论按照老的标准还是新的标准,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按照老的标准,1980年有40.7%是贫困人口,到2002年只有4.8%;按照新的标准,1981年贫困人口是52.8%,到2001年是7.8%。而且,贫困人口比例的降低,与每个省的GDP的增长有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GDP增长越快的地区,贫困人口比例减少得越快。这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

　　基尼系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上升的。但大家也要注意一点:全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达到了0.45,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分别来看都低于0.4,这是二元结构可能带来的统计上的一些问题。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议越来越多,实际上这是一个怎么评价我们改革成就的问题。现在提出一个新的口号是"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但实际上,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也是全民分享的,当然分享的程度有所不同。我认为,尽管改革30年之后,中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但是中国人的公平程度也大大提高了。如果我们按照斯坦福大学教授Pencavel的方式,把城市划为五个组来看1990年和1995年之间的变化,中国1990年的最高收入人群中,只有43.9%的人在1995年仍然处于最高收入人群中;而1990年的最低收入人群中,只有49.6%的人在1995年仍然处在最低收入人群中,其他50.4%的人都已经跳出去了。对比一下美国,美国在1993年处于最低收入人群的人,到1998年有70.4%仍然处于最低收入人群;而1993年处于最高收入人群的人,到1998年有59.1%仍然处于最高收入人群。美国这两个数字都远远高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的流动性比美国都高,这意味着机会均等的程度大大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