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为官者常常以权威性出发，一旦感觉有人冒犯自己，哪怕没有公然冒犯而只是没能做到毕恭毕敬、谦卑有加而已，他也可能做出独断之事，就像绥德阳县长一样。

　　陕西绥德县职中校长高勇为了让国家财政部、教育部明文规定的职中学生助学金按时发到学生手中，去找县长签字。而县长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心急的校长追着县长并打开车门，希望县长签完字再走，没料此举给自己带来麻烦。当日绥德县教育局作出处理决定，责令校长停职，向县长赔礼道歉，并被要求做检查。公安部门随后也以妨害公务为由将该校长行政拘留。

　　这个事件中，似乎看不出校长何罪之有，所谓“妨害公务”也不知据何而定。但我们可以肯定，当时当地的县长大人一定心境不佳，或者还有比职中学生助学金更重要的事需要考虑；我们也可以猜测，县长可能以“研究研究”让校长“等待等待”。殊不料，竟然有这样一个校长不依不饶，非要当场签字不可。这一定让县长生出不识体统的恼怒，也下意识地有了维护县长权威的冲动。毕竟，从层级关系上说，县长与校长是隔着几级的上下级关系，怎么能你要签字就签字，想什么时候签就什么时候签？

　　校长确有“不识时务”之嫌。为了讨要国家政策规定的助学金，虽是尽校长之责，也要“适可而止”啊。县长不签字，无非“多打几遍锣”；这次不签下次签，县长总有心情好的时候，他那象征权力的“一枝笔”总有挥洒之时，何必自找苦吃？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找不到一个立得住的理由，让一个按正常程序办正当事情的人命该如此。封建时代的官员，面对拦轿喊冤的百姓，一般也会作出体恤民情、为民请命的姿态，而不可能随意棒打无辜、拘人入狱；何况人民政府的一县之长，面对的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校长呢？

　　县长的权力有多大？按传统的说法，可以管几十万或数百万人，一县之内，一言九鼎。可是按照现代文明政治理念，县长只是一个级别稍高的公务人员，不是“管”几十万或数百万人，而是带领、管理县属政府部门为全县人民服好务，谋福祉，包括督促教育局按国家大政方针办好教育，领导公安局保一方平安。他所有权力的行使，只有在“权为民所用”的轨道上才是正当的、合法的。

　　而在绥德县县长的眼里，权力就是他的“一枝笔”。国家要求在开学一个月内必须发到职中学生手中的助学金(这笔钱主要用于伙食补贴)，他想发就发，哪怕这会影响到几百学生的吃饭问题，会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在这个县长的意识中：官就是官，民就是民，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这是不能含糊的，更不能有所颠倒。

　　这样的官者常常以权威性出发，一旦感觉有人冒犯自己，哪怕没有公然冒犯而只是没能做到毕恭毕敬、谦卑有加而已，他也可能做出独断之事，就像绥德阳县长一样。这样的权威意识，对党的各级干部、对人民政府首长而言，绝对是一种曲解、一种误读。

　　问题并不在于一个或者多个县长有这样的权威意识。让人忧虑的是，一个县长不符合政治文明潮流的权威意识，竟能左右一个政府系统的动作，影响一方土地的政治生态。仅仅就是要求县长签字，县教育局凭什么“责令校长停职，向县长赔礼道歉”？仅仅就是让县长大人不高兴了一下，县公安局凭什么煞有介事地“由派出所立案”，对高勇校长以妨害公务名义刑事拘留？

　　没有是非概念，没有党纪国法，甚至没有起码的公理底线——这种为官者是可怕的，是需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