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有句老话，一直被视为环保政策的座右铭：‘我们并不拥有一个地球，我们只不过是从孩子的手里借了一个地球。’”

　　不久前，我在北京见到了两位来自加拿大的老人，一位是联合国前任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另一位是加拿大世界记者协会的会长凯恩斯先生。上世纪70年代初，两位老人都在联合国工作，是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大会的组织者。斯特朗当时是大会的秘书长，凯恩斯是他的助手。

　　当今天的中国把“生态”视为一种能够与“精神”、“物质”并列的文明时，我们不应当忘记35年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那次人类环境大会。可以说，正是从那次大会开始，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才开始成为事关人类进步的一个世界性课题。

　　两位70多岁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那次大会，记忆犹新。“在斯德哥尔摩70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景象，整个城市人满为患，甚至连公园里也有很多人搭起帐蓬，安营扎寨。”凯恩斯先生说，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记者和上万专家学者聚集在这里。美国《时代》周刊当时的报道称这些人雄心勃勃，“想要挽救地球”。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凯恩斯先生还告诉笔者，中国政府也派出了一个大型代表团，那是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后，第一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为了开好那次大会，瑞典政府把新旧两座议会大厦都腾了出来，并为代表们提供了大量的自行车，让他们骑车去开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环保人士和组织还纷纷在那里摆摊设点，宣传各自的环保理念和技术。由于当时正处在冷战时期，各路人马观点对峙，针锋相对，辩论十分激烈，而环境保护就在这样的辩论中第一次成为当时世界媒体广泛关注的话题。

　　现代环保的理念为什么会从斯德哥尔摩起步？今天看来，大体上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瑞典人对自然有着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至今大多瑞典人度假不是去什么旅游胜地，而是钻到深山老林或远离城市的小岛上去住上几个星期。瑞典人有句老话，一直被视为环保政策的座右铭：“我们并不拥有一个地球，我们只不过是从孩子的手里借了一个地球。”很多瑞典人常常自夸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歌都是歌颂民族独立和争取自由的，而瑞典的国歌却是歌颂美丽的国土，这足以表明瑞典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其二，上世纪50年代初，瑞典和挪威的渔业出现减产的现象，后经科学家调查发现，罪魁祸首是酸雨。由于欧洲大陆上的工厂排放出大量的酸性气体，随高空气流飘到北欧，使湖泊酸化导致了渔业减产，瑞典成为欧洲大陆工业化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使得瑞典人意识到，环保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必须采取全欧洲和全球的应对措施。于是，瑞典政府向联合国提出了召开环境会议的建议，同时还向大会提交了有关酸雨的报告。

　　其三，当时的瑞典首相帕尔梅把环保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帕尔梅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屡屡就美国侵略越南的政策提出批评。他把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视为改善瑞典国家形象的重要机会，并四处穿梭，说服了很多国家的首脑，使他们能够支持这次会议的召开。

　　斯德哥尔摩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并确定开始建立一个全球110个国家参与的体系，监控污染；大会提出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当然，大会最大的成果也许不是达成了什么协议，而是首次确定了环境保护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它意味着全球环保意识的觉醒。正如当年斯特朗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词所说，斯德哥尔摩给人类提出一个新的目标——我们将怎样掌控人类第一波技术文明冲击的浪潮。

　　虽然大会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毕竟当时是冷战时期，环保问题很难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议题。会后，联合国便成立了环境规划署，负责在全球建立环境监控体系，斯特朗先生担任了首任署长。在环境规划署和全球环保人士的推动下，20年之后，联合国在巴西举行了第二次相关会议，并更名为首脑会议，全球117个国家的首脑参加，环境问题从此与人类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今天，每当全球各地的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纪念“世界环保日”，或是重温一下人类环保的历史，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次大会，联想到瑞典人对环保的重视。

　　作者系北京资深媒体工作者

(责任编辑：倪金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