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像美国一样也面临出生率的快速下降，这将导致其军事战略的转变。当然，中国的低出生率不是后现代价值观的结果，它仍然是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虽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现代成分，而是因为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像美国一样，中国已经开始自己的军事转型。它已经大幅度减少了步兵数量，发展军事用途的可观能力的使用高技术，尤其是网络战争。中国寻求超过美国在资本密集和高技术武器系统方面的优势，通过跨越这些进入新的，信息时代的不对等战争的视野。

　　(中国的低婴儿出生率有个特别的转折。因为传统上人们对于男孩的偏爱，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常常变成一个男孩没有女孩的结果。中国有些省份的男女婴儿性别比已经达到120：100。随着这些多余的男孩进入青春期后期，年轻人高犯罪率和高征兵率的年龄，维持国内稳定或许要求军事纪律的文明影响导致它尽管在低生育率的情况下维持庞大的军队。)

　　俄罗斯在过去20年已经受到大国中最严重的出生率的下降的影响。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也因为经济上的限制和官僚制度的腐败和无能，俄国陆军已经成为空虚的了。俄罗斯和它的好些邻居都存在很多恩怨，这些国家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在是俄罗斯的“海外禁脔”。但是它的陆军并不是克里姆林宫对付这些恩怨的非常有效的工具。相反，它已经转向非军事的工具，比如切断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或者最近的对于爱沙尼亚的政府和金融计算机系统发动电脑袭击。俄国的低出生率意味着它的陆军在未来的一些年可能变得更加虚弱。

　　因此，人口变化的后果似乎是非常有利的，至少考虑到更大的国际和平和安宁的前景来说。美国的历史上的和潜在的竞争者和军事上的对手不大可能进行侵略战争，因为它们缺乏大量的人力资源储备，这些曾经是他们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自己也不大可能从事在海外的战争或者军事冒险，不仅因为在伊拉克的溃败的短期后果，而且因为低出生率和低伤亡率的要求的长期影响。从传统的保守派的观点来看，强调谨慎的，理性的现实地使用军事力量，大国间存在的低出生率的时代或许是个好事。

　　不幸的是，当我们把目光从国际领域转向国内领域后，从军事战略转向国内安全时，马上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尤其是在西方，人口的急剧下降意味着海外的更大的和平和安宁辩证地和国内的更大的冲突和暴力的前景结合在一起。

　　西方当今的社会态度和人口发展趋势显示继续存在西方人的人口出生率的持

　　续下降，因此人口的严重下滑。相反，西方国家的非西方人口的出生率的持续上升，西方国家非西方社区人口的比西方人口再生产的提高。这不仅对于西方国家的军事战略而且对于国家安全甚至身份认同产生严重的后果。

　　最戏剧性的后果可能出现在欧洲，那里的非西方人大部分是穆斯林。这些社区已经表现出对经济体制非常关键的功能，在未来的十年里，他们将成为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变成了两个民族，欧洲作为整体变成了两个文明。第一个是西方文明，考虑到欧洲人对许多西方传统的反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欧洲后裔组成的后西方文明。它可能是世俗的，甚至享乐主义的，富足的，古老的，虚弱的。另一个文明是非西方文明，由非欧洲人组成。它将是宗教的，伊斯兰的，贫穷的，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它将是外来文明的海外殖民地，欧洲历史上熟悉的现象，但是这次外来的文明将成为伊斯兰的乌玛，被殖民的国家是欧洲本身。两个文明相互瞧不起。在新的文明中，将存在不断增加的愤怒，在老的文明中，将存在不断增加的恐惧。这些将成为传染性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都市暴乱，暴力冲突的最好土壤，欧洲内部的伊斯兰反叛。

　　类似的，但不那么戏剧性的发展可能出现在美国。这里人口最多的非西方社区是拉丁美洲裔的移民。拉丁移民已经表现出美国经济体制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不断获得政治上的力量，包括在很多议题上的否决权。美国变成两个民族国家或者两个文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这不像欧洲的可能性那么大。虽然还不大可能预测盎格鲁国家出现广泛对拉美恐怖主义的恐惧，虽然美国的年轻拉美人可能从欧洲的伊斯兰同行那里学习。但是很可能存在的情形是出现拉美人的都市暴乱和武装冲突。很可能存在的是对于拉美人犯罪的广泛担心，可能成为盎格鲁生活方式的更加核心的组成部分，盎格鲁国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都市设计。

　　有没有什么战略能够有效地对付许多西方国家将来要面对的国内暴乱和破坏安宁的局面呢？

　　一方面，这个挑战显然不是传统的针对外国军事力量的传统战争，所以传统的军事战略将无法使用。它也不能被小的，单独的恐怖主义者团体的零星攻击所确定，所以标准的反恐战略也是无法使用的。我们面对的内容反而是松散的，或许是地方性的恐怖袭击和少数人发动的暴力活动被针对多数人的社会充满敌意的更大的团体支持的。这样的条件通常被成为叛乱，如果达到了足够大的规模就成为内战。

　　欧洲国家能够在自己的国家经历从穆斯林占人口的10%或多一点的情况到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经历的穆斯林占人口的90%的情况。欧洲人口将没有可以退却的地方。西班牙的巴斯克游击队，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印度（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反叛大部分集中在特定的区域，让领土分裂似乎像一个可以实施的目标。但是这和欧洲的穆斯林社区的情况不同。

　　在过去，挑衅的少数民族社区几乎总是遭遇同样好斗的多数的制约。总而言之，多数人的主体有足够的共同体的团结的意识，有力量制服挑衅的少数民族。有效和合适的战略包括逮捕和抓起来少数民族的某些领袖同时和其他的领袖合作或者孤立，如果还有另外的少数民族的话，让它对抗挑衅的少数民族。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多数民族中的暴力的年轻人投入反对少数民族的暴力活动。这非常厉害地集中在少数民族社区的心中，通常造成它变得更加谨慎。当然，在我们当今婴儿出生率低的时代，周围并没有多少多数民族的年轻人。

　　当挑衅的，暴力的少数民族社区遭遇挑衅的、暴力的多数民族社区，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少数民族往往有足够的聪明，刚开始就避免挑衅和使用暴力。但是当少数民族遭遇只是在数量概念上的多数民族时，结果就不是很确定的了。这个多数民族不过是小团体和孤立的个人的混合体，他们按多元文化主义，多样性或者引人注目的个人主义等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的身份。

　　对于已经到达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状态的西方国家来说，国家的可靠战略已经不再可能，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国家了。

　　译自： “One-Child Foreign Policy”by James Kurth

　　作者简介：詹姆斯·库尔斯（James Kurth）是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政治学克劳德斯密斯（Claude Smith）教授。

　　http://www.amconmag.com/2007/2007_08_27/cover.html

(责任编辑：罗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