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世纪前的现代社会，一对夫妇通常生育4个或者更多的孩子。当然比较常见的是这些孩子中有些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却死于疾病。如果有些孩子在战争中死亡，这被认为是让人伤心的事情，但是并不让人吃惊，年轻的时候死亡的众多熟悉的原因之一。

　　但是今天，后现代社会的孩子很少死于疾病，在他的父母健在的时候。如果他在军事斗争中死亡，就被看作让人震惊的意外。实际上，以这样罕见的方式让这些宝贵的孩子死亡越来越被看作特别的灾难和让人无法接受的丑闻。这尤其是对于专业阶级的子女，自由思想的专业人士或者专业人士中的自由思想者。当然，这个阶级在信息经济和后现代文化中特别巨大和占主导性。

　　很难想像这样的社会，只有一个孩子，没有死亡心理准备，从事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在战壕里大规模步兵搏杀一类的军事行动，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强大的水陆两栖进攻和散兵坑肉搏，或者朝鲜战争中的持久的僵持不下的战斗。现代社会可能采取这些行动，但是在后现代社会中恐怕就是不可能的了。对于越南战争和现在的伊拉克战争的持久战斗的大众的反对，就说明了这些。相反，适合后现代社会的军事行动是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这样的高度机动的，特别短暂的行动，伤亡必须非常小。（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部队只有一个战斗伤亡。）

　　这种低伤亡率的要求是对军方的态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当然有重大的影响，给战略施加重大的限制，尤其是美国陆军的战略。它同时也是推动军事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试图通过高技术手段确保伤亡率的降低。这个策略尤其体现在美国空军上。

　　在他们吃惊的伊拉克经验后，美国地面部队尤其是陆军很可能想避免反对叛乱的战争。在越南战争后，陆军试图重新创造自己，以一种让文职政策制订者很难做出涉及游击队和叛乱分子的战争的决定。著名的温伯格-鲍威尔原则（Weinberger-Powell Doctrine）实际上描述的是延长了的反叛乱战争是一个结果。提供高科技战争对抗传统部队的空地一体战原则是另外一个结果。在伊拉克战争之后，陆军很可能转向传统定义和任务的新高科技版本的形式，因此转向“军事事务革命”的新形式来纠正拉姆斯菲尔德时代的扭曲的版本。而且在后伊拉克时代和新“军事事务革命”，陆军将不得不在更加广泛的大众反对军事伤亡的背景下作战，这将比伊拉克战争前的压力更大，是新“军事态度革命”的新形式。

　　陆军将研制什么样的战略对对付后伊拉克时代的“军事事务革命”和“军事态度革命”的双重影响呢? 陆军想和什么样的军队作战，以便能够使用高技术进行战争，将美国人的伤亡减少到最低？

　　一方面，很清楚陆军不愿意和游击队或者反叛分子作战，因此，它不会真正研制反对叛乱分子的战略。当前陆军对于反叛乱战略的研究在从伊拉克撤离后很快就会消失，就像在越南战争期间的详细的，短命的对反叛乱战略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很清楚陆军不想和美国最明显的竞争者中国进行传统力量的战争。

　　陆军想打仗的敌人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中小规模国家的的传统武装力量，也就是我们说的流氓国家。但是陆军想确信这些敌人的传统力量不像伊拉克一样变成叛乱团体。实际上，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的几个月，陆军就担心这个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陆军参谋长埃里克·辛斯基上将（Gen. Eric Shinseki）想派遣几万名士兵在后萨达姆时代维持秩序,在叛乱分子形成规模之前消灭。更早的时候，因为同样的原因，陆军在1999年派军到科索沃就非常谨慎。(值得陆军以及克林顿政府庆幸的是，塞尔维亚在北约派遣地面部队前就投降了。)

(责任编辑：罗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