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婴儿出生率低不仅改变社会也改变战略。

　　军事分析家常常谈论战略。通常他们提出一个刚刚发明的战略，很自然地认为将解决国家的安全问题。在充斥着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和伊拉克战争溃败的现在特别明显的标志就是战略建议的大爆发。

　　但是更理性的分析家知道如果任何战略要证明是有效率的，它就必须符合社会和结构现实，包括技术的状态、经济和政治体制。比较少注意的是人口问题。

　　直到最近，人口变化非常缓慢；它们似乎很少成为影响战略挑战的变量。但是现在，许多主要大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快速和明显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欧洲，但是美国、俄国、中国、日本同样如此。人口问题在影响美国及其所有的盟国、传统的和潜在的对手。

　　在西方国家，一方面是欧洲或者欧洲后裔的人口的出生率的显著下降，一方面是非欧洲的移民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已经造成社会结构和国民身份认同的大转变，这也带来军事战略上的重大转变。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但是在未来的岁月里，历史将再次教育我们人口是决定命运的因素。

　　为了让人口维持一定的数量，它应该保持每个妇女平均生养2.1个孩子的婴儿出生率。但是几乎每个西方国家的婴儿出生率在过去20年都已经降低到1.5个孩子以下。在从前婴儿出生率在欧洲最高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现在只有1.3。虽然美国的人口在增加，但是增加基本上全部来自移民和非欧洲后裔的人口的高出生率。除了虔诚的宗教团体尤其是摩门教外，在多数欧洲裔美国人中，婴儿出生率已经降低到2.1以下。

　　当有人提出这样的人口统计数据时，它似乎不可避免地说明50年后多数欧洲裔人口将只有现在人口的三分之二或者更少。而且，人口中更大比例的人将成为老人，无法再工作。因而国家安全将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当国家本身已经变得非常不同了。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军事战略的改变已经沿着这个人口变化出现了。新技术已经带来军事上称为C4的重大进展：指挥，控制，交流，计算机（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and computers）。在过去20年里，美国军方发现把这些改进放到战略操作、武器获得中是非常重要的，最后的结果被称为“军事事务革命”或者RMA。

　　不幸的是，总有一些人把好东西推向极端，正如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没有效率的“军事转型”工程。拉姆斯菲尔德的错误使用RMA意味着减少美军地面部队的规模，但是它总是集中在让我们的军方战胜其他军队，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战争，从来没有说战胜叛乱暴动，正如现在伊拉克表现的情况那样。拉姆斯菲尔德的减少地面部队让美国比传统的改革前的军队更不能对付伊拉克的暴乱活动。

　　也有平行的“军事态度革命”或者（RAM）在“军事事务革命”主要是因为信息经济的新技术推动的地方， “军事态度革命”一直是被低出生率的人口新形势所推动。这些革命是相互联系的，相互加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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