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观察第198期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据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埃伦霍尔默透露，在本次对话期间，中美将重点讨论产品安全、能源储备和环保、贸易整合、平衡增长、金融部门改革和投资等热门议题，并有望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环保、能源安全等领域达成一些合作协议。而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指出，食品和产品安全将是本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首要议题，同时也希望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

　　和今年5月下旬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相比，我们发现，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却基本保持稳定。自7月份美国次级债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国的次级债机构纷纷倒闭，机构投资者纷纷披露重大亏损，信贷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旦夕之间转变为信用紧缩。更为严重的是，次级债危机已经加重了房地产市场的下滑，房地产市场供需均出现萎缩，新房和二手房的库存不断累积。尽管美联储已经连续几次调低联邦贷款利率和贴现率，次级债危机仍没有中止的迹象。房地产市场的萎缩可能拖累美国经济整体增长。而中国的GDP增长率依然强劲，外汇储备继续飙升。在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下，股票市场虽然有所下挫但仍处于高位，通货膨胀出现抬头趋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虽然有所上升，但对欧元汇率持续贬值。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有增无减。

　　在如此迥异的中美宏观经济背景下，我们不难推测美国在本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可能采取的姿态。首先，美国需要通过出口增长来抵消居民消费和房地产投资下滑对GDP增长的影响，而这意味着美元必须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即要求人民币升值；其次，美国金融机构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来弥补次级债危机造成的亏损。这些机构必然会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有个例子也许可以解释美国金融机构的迫切动机：在本次次级债危机中几乎所有机构投资者都损失惨重，但是美洲银行等少数几个机构例外，因为次级债危机虽然给它们造成了约100亿美元的亏损，但是它们从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PreIPO投资中获得了高达600-700亿美元的账面利润。

　　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前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达成的成果，就会发现，尽管每次保尔森访华，都以要求人民币升值和缓解美中贸易问题开路，但是每次对话结束后，保尔森都满载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的承诺而归。在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中国同意在国内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代表处。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中国于最近将QFII的投资额度从100亿美元扩大至300亿美元；允许具有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资格的外资法人银行发行人民币银行卡；允许外资产险分公司改建为子公司；扩大了QDII的投资范围等。而本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一大主题，将是美方要求中方尽快履行在第二次对话中达成的成果，即恢复对合资证券公司设立的审批，并逐步扩大符合条件的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允许其从事证券经纪、自营和资产管理等业务。

　　保尔森具有鲜明的华尔街背景，而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利益则渗透在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和经济政策之中。我们不难发现，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不符合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利益，相比之下，进一步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才是该集团翘首以望、弹冠相庆的趋势。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尔森每次打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幌子来，而最终却拿着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的共识而归。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更大幅度的升值，一则有利于促进国内服务业发展，纠正国内的资源配置扭曲；二则有利于从源头上抑制流动性过剩，抑制国内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三则有利于降低因国际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注入的通货膨胀压力，具有紧缩作用。因此，抛却美方压力不谈，人民币升值是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本身的。而在中国资本市场存在泡沫、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相对不成熟、银行体系改革尚未最终完成、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如果试图通过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来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无疑会造成国际短期资本频繁大幅流入流出、人民币汇率剧烈波动、中国资产价格泡沫加速膨胀后破灭，居民财富遭到外国游资洗劫、金融机构和银行系统遭受严重打击的局面。所以，用开放资本账户来换取人民币不显著升值的做法是不能持续的。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当口，中国政府以我为主的应对方式无疑是，我们可以显著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但我们绝不会贸然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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