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制造增长极？

　　和讯网：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来看，每个十年都会出现一个经济的增长极，比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以珠江三角区为主的一个极，90年代是长江三角区，这些年又是环渤海地区。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第四个经济增长的极会是谁呢？会不会是武汉？如果是武汉的话，武汉目前城市群发展面临哪些瓶颈需要解决？

　　乔新生：首先，这种所谓的宏观规划，区域规划的方案不符合经济规律、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市场经济有内在的发展规律，我们既要考虑到所谓的劳动分工，也要考虑到要素禀赋，我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制度禀赋理论"。"制度禀赋理论"是什么呢？就是无中生有，在一片荒漠的地方上，中央政府颁布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各种优惠措施，让这个地方能够凭空而起，拔地儿起一座城。行政指导产生的所谓经济增长点它是靠不住的。如果说东南沿海地带，比如说珠江三角洲他的发展是有地缘优势，长江三角洲是有制度优势，渤海三角洲的发展其实带有许许多多行政干预的色彩，就是政治因素了。所以我主张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迷信所谓人为制造的经济增长点，不要找所谓的经济增长级，因为市场经济有内在发展规律。

　　第二点，当前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说中央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太要想让哪个地方发展，他会把所有的资源，政策资源、资金资等等倾斜到这个地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的财政体制极不合理，中央太富，地方太穷。为什么我们要集中全国的财力集中发展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城市呢？为什么我们不让每个城市藏富于民，让他们自己决定他们的发展方向呢？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请中央领导三思而后行，中央政府应该放水了，今后我们中央财政收入应该快速的减少，千万不能够这样大笔一挥搞所谓的战时经济或者所谓的军事经济。这是第二点，我们财政体制要改革。

　　第三点，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地方经济发展能否保证环境不受到污染，能否有效节约利用资源，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当地居民。当地居民应该在这种发展的决策方面拥有最终的权利，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产业选择，还有发展的步骤、路径都应该由当地居民选择，我提出要社区自治。环境是当地居民的，中央政府尽管可以制定很多很多的量化指标，但最终是否接受还要考虑到当地居民他们的意见，所以我就说，保护环境，贯彻社区自治的原则；节约资源，贯彻社区自治的原则。如果我们不坚持社区自治，中央政府指到哪儿打到哪儿的做法，肯定不会建立一个环境友好型城市，不会建立所谓资源节约利用型社会。

　　武汉市是千湖之省，现在武汉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做好湖，我们应该采取大力气，把武汉变成真正的水上城市。把陆陆交通造成的压力，通过水上交通缓解出来，建立一种生活节奏相对缓慢，人们普遍富足的这样一个旅游型的城市。武汉市的发展关键在水上，武汉要做好水的文章，把长江、汉江和武汉市内的几十个湖联通在一起，尽力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东方威尼斯"，在这种情况下武汉的发展指日可待，武汉的交通紧张状况也会得到有效的改善。现在我们武汉市在城市规划上盲目仿效北京，摊大饼，一环、二环、三环，那今后搞不搞四环，搞不搞五环呢？不知道。所以过去乔老师从武昌到汉口二三十分钟，现在一个小时，为什么？因为这个交通问题太严重了，武汉市政府完全是拍脑门决策，很多很多的问题积累下来。很高兴的是，现在武汉市新一届领导班子年轻化，他们有很多好的想法，比如他们注重环境建设，比如注重节约资源，但是我认为，他们现在多少心里头还有点急躁的心理，为什么？你比如说引入富士康项目，希望通过几十个亿，上百亿的大项目来改善武汉的经济状况，增加财政收入，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关键重要的是，让武汉这800万市民能够享受到一种富足、幸福的生活。虽然有时候不太富足，但至少他们幸福。如果我们要制造一种紧张的生活节奏，或者说劳资关系处于对立状态，为了发展经济而盲目的拆迁服务，征用土地，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最终的结果是武汉市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但却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城市，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所以希望我们武汉市的官员们能够三思而后行。

　　严若森：这个主要是从区域上理解的四极，以前是珠三角、长三角、滨海然后武汉，因为武汉本身还是中部崛起，它有它的基础，各方面交通、能源、高科技、科研、很大的市场各方面基础，承东启西贯通南北，各方面都齐备，它有一个复效作用。东部的核心地带，武汉市周边比较重要的城市，半径都不是很大，它的复效作用，从区域经济讲它有个复效作用是很重要一个东西，并不单单发生在某一个城市，沿海某些个别城市，经济GDP很高，但是它的覆盖范围有限，它可能单纯放在某一个城市可以，但是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来讲的话，就不光是武汉的事情，武汉一个城市圈，"1+8"再往下面走和长三角结合起来，和珠三角结合起来，和西部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