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同胡锦涛主席通电话时提出了开展双方战略经济对话的设想，胡锦涛主席同意了这一设想。由此，战略经济对话成了中美间最高级别的交流平台。中方派出吴仪副总理，美方派出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分别代表两国元首，带领两国代表团进行定期对话。对话的内容从经贸关系、能源合作到环境保护合作，等等，非常广泛。截至目前，对话已经进行了两次：2006年12月举行了一次；2007年5月举行了一次。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美方为何要建立一种中美常设的对话机制？

　　按照双方官方的说法，中美两国现在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因素，希望通过最高级别的定期对话来解决双方经济在全球化中遇到的问题。而且，中美对于世界经济以及亚太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建立一种稳定的对话关系，才能保证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中美建立定期对话机制首先是美国国内的一种政治需求。中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并且经济发展迅速，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所以，在中国的舆论中，对全球化的评论主要是一种正面的评论。而美国则恰恰相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舆论里反对全球化的声音逐渐成为主流。各种各样的调查证明，美国公众有70%是反对全球化的。在美国表示对全球化不满、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是首当其冲的目标。所以，美国国会中就有人提出许多意见，对中国指东道西，甚至要求美国惩罚中国。但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比国会议员或舆论要深刻一点。因为它知道中国经济增长和快速发展在维持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很大。所以，美国行政部门不可能完全按照国会的要求那样去惩罚中国、制裁中国。但它又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来对付舆论。所以，建立一个战略经济对话，本身就是美国政府对美国舆论的一种交代。美国政府想通过建立这个对话来告诉民众，“我们在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在跟中国谈判”。在所有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中，美国政府都在力求证明：“我们不是对中国坐视不管的，我们是在谈这些问题。”

　　实际上，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比如，美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收益巨大；美国消费者购买从海外进口的产品价格低廉；美国金融业也收益巨大，因为中国等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国家得到了外汇，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投到了美国，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及其他债券，为美国提供了资本。无论从什么方面讲，美国都是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可为什么美国还是对中国有这么大的意见呢？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不同阶层的利益严重分化。

　　我们可以从美国制造业协会的反应看到这种变化，美国制造业协会是个晴雨表，它的变化反映出美国产业界对华态度的变化。历史上，制造业协会曾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表，是游说国会的利益集团，经常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但现在它已经不是游说国会的最大集团了。原因在于，美国大的企业集团都把自己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了中国，这些大的企业利益在中国，所以支持中美的经贸关系。但是，由于美国大的企业集团都把自己的零部件生产外包给了中国企业，导致原来替这些大企业生产零部件的许多美国中小企业不是失去订单就是倒闭。因此，这些中小企业一方面在制造业协会抱怨，一方面又在国会中游说。而美国中小企业的代表正是全球化的主要反对者。

　　与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对比，近几年来，美国国会中反华的声音似乎忽然增大了。中方在和美国的议员做了交谈后发现，美国国会中议员对中国的意见分歧很大，有些州接受了中国的投资（例如接受了海尔投资），还有些州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很多，这些州的议员们往往对中国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但事实是这些议员的声音不大，在美国国会中听到的往往都是抗议的声音。这是因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美国国会年年都要审议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支持中国的那些议员们在辩论中非常积极，他们担心万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落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中断，他们那些州的利益会严重受损。而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些议员就不那么积极了，反正不用对最惠国待遇担忧了，所以反对派的声音便相对大了起来。但是，有些议员表示，如果针对中国的议案要付诸表决时，就不一定能获得通过。那时，“沉默的多数”就会起作用。

　　通过这个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双方各拿到了什么实惠？

　　中方舆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报道都很积极，属于正面报道，但我们的报道并没有指出对话达成了什么成果。但美方的舆论对中美对话的报道就非常糟：比如，批评战略经济对话是没作用的东西，抱怨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在扩大，中国的汇率仍然在管制，在搞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反复强调一定要制裁中国。

　　所以，美国政府就必须找出一个借口来说服这些舆论，告诉美国民众“我们得到了什么”。

　　美国政府习惯于在双边谈判中要占领一定要占领一定的“道德制高点”，似乎自己总在“帮助”别人。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国政府就把中国政府的一些决定都“揽”在自己身上，似乎中国政府的这些决定都与美国政府有关：

　　比如，美国政府向美国舆论说，中国政府执政的透明度增强了，中国通过《物权法》保护知识产权了等等，都是美方通过战略经济施加影响的结果。同时，美国政府还强调通过对话，美国企业得到了许多好处，譬如放低了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美国银行子公司在中国市场开设银行，允许购买中国的银行股份，减少出口退税的程度，这些都是通过对话达到的结果。

　　中国通过对话得到了哪些好处呢？在对话中，美国政府提出，欢迎中国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但由于美国各州法律制度的不同，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落实。美国政府还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但实际上，凡是中国企业提出要购买或兼并美国的企业，都会遇到美国国会的阻碍。即使如此，通过这种对话形式达成的一些协议可能对中美双方都有一些好处。比如，中美互相“开放天空”。短期看，美国航空公司可以开发更多的通往中国各地的航线，可以赚取利润；但也为将来中国开通美国更多的运输航线提供了便利，可能成为中国向美国扩大出口的一个途径。

　　对话的前景

　　尽管中美对话机制还没有产生特别重要的成果，但它还是引起了欧盟国家及日本的嫉妒，欧、日也希望与中国建立比较固定的对话机制。

　　美方似乎认为，只谈贸易顺差、汇率及知识产权达不到什么效果，希望未来对话的方向设立在一个更长远的合作目标上，要谈能源和环保等长期性的问题。即将开始的第三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能源与环保合作的讨论可能显得更加突出。美方当然希望要在环保上“输出”自己的模式。最近两年，全球变暖成为西方各国都爱谈论的主题，而包括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排放都被认为是造成全球变暖的元凶。中国在《京都议定书》制定时，被算作发展中国家，所以没有给中国设定减少排放的标准。在所谓“后京都协议”的安排中，中国的排放问题肯定会被提出来。美国就提出过要把排放义务与贸易量挂钩的建议。美国积极地想把自己用市场交易的办法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经验传授给中国，来代替中国传统的行政指令。但即使中国采用了美国的方法，最后也是中国的内部问题，美国如何能从这些中国的国内交易中获益呢？美国人当然会说，这是为了减少对地球的排放，减缓全球变暖进程，但也无法排除美方含有自己的商业利益。在2007年中国的进口产品中，环保及除污设备就占了非常重要的部分。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个包罗万象的对话机制，现在基本上是美国人占据主动，他们提出各种要求。20世纪80年代，美日之间也有过一场“战略对话”，美国的借口也是日本对美的贸易顺差太大，需要全面展开对话，以解决日元汇率偏低、日本金融市场太封闭等问题。最后，日元升值与日本采取了金融自由化措施后，泡沫经济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泡沫的破灭导致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今天，中国在与美国搞战略对话时，是否该警惕在对话中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最后丧失自己的主动性而陷入日本式的困境呢？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倪金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