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丈夫拒签字导致孕妇死亡”事件，有文章认为，虽然“无签字就不能手术”导致了孕妇的死亡，但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错，“特例就是特例，偏执就是偏执，失常就是失常，你无法用一种普遍标准去度量和对号入座地分析”。

　　文章还认为，必须承认“制度本善”，哪怕这种制度包含着“点点弊端”，也要一并承受。的确，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大概就不会犯“过度阐释”的毛病了，也就归于理性了。换言之，李丽云“一尸两命”，正是这样一种理性的结果，充其量，也只是制度的“点点弊端”，必须被承受的。这个意思，与11月28日北京市卫生局在媒体通报会上的说法大体相合。其新闻发言人表示，李丽云死亡不可避免，但剖宫产手术可能挽救胎儿生命；朝阳医院京西院区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并无过失。

　　北京市卫生局固然没有“过度阐释”，但这种表态却未必不是“一面之词”。据同日《新京报》报道，卫生部在首次回应“拒签”事件时，就医院是否做到依法执业的问题，卫生部表示，对该问题的认定需要多部门共同认定，最后由法律给予裁决。原来，对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定，那为什么要确定这个责任必在“偏执狂”肖志军这一边呢？

　　具体到这起“拒签致死”，真的是对制度的忠实践行吗？事实上，早有专家指出，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33条的规定，本案中的丈夫拒签，应属于“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之一种。事实上，这种“特殊情况”还可能异化成为这种假设：假如病人家属就想通过拒签而“借刀杀人”，那么医院就全力配合？当一个病人的生命权就这样交到一个“偏执狂”手中，这是制度所要追求的吗？言及于此，因为我们至少应当敢于承认，相关制度并非完美到了不需要任何改变或质疑的地步。

　　的确，在“拒签致死”事件发生后，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很多人都试图从各个方面来表达对这样一起悲剧事件的看法。1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时评，认为“孕妇死亡事件并非一个极端个案，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社会各个部门都有必要认真反思，以避免“哀之而不鉴之”的悲剧”。对于法律部门来说，应该完善法律制度，医生救死扶伤的义务和权利要更加明确和细化。从这一悲剧中，政府部门更要看到底层民众的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的紧迫性。否则，更多更大的悲剧就难以避免。

　　即便是“特例”，也总有映照进现实之处，它的出现也都会有着现实的原因。一对打工夫妇的生存，医患关系的隔膜，医疗制度的弊病，都是这个“特例”产生的土壤。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人生遭际，哪怕是千年一遇的，也都同样构成我们生存的外围，也都可能让许多的人感同身受，或唤起人们的情感诉求，或做出各种假想与判断，因此也难免“过度阐释”，这实在是人的社会属性及本能反应。何况，公众舆论不是法律判决，对一起公共事件的“阐释”，更是公众的言论权利所在。

(责任编辑：许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