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大选尘埃落定，工党领袖陆克文胜出。这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陆克文有不少“中国元素”―――本人在大学学过中文，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学过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早就取了中文姓名，在中国当过外交官，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当过主管，大儿子娶了澳籍华裔太太，二儿子曾在复旦大学读书，小儿子也在学中文，据说他是西方第一位会讲中文的领导人。

　　我们当然希望，拥有这些有利条件的陆克文，在他执政期间能实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能开创澳中关系的新篇章。但将陆克文的个人因素看得太重，对陆克文当选的意义作过度解读，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产生实际效果。

　　会中文，有在中国的经历及更多中国元素，只能说有利于陆克文了解中国，或者使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兴趣，对中国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但更多的澳大利亚人选择工党，是根据该党的政策，是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出发，而不是考虑到陆克文的这些条件。比如说，澳大利亚面临的两大问题―――是否从伊拉克撤军，是否承担《京都协议》的义务，与中国基本无关。选民在工党还是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间的选择，也与中国因素基本无关。或许有华裔选民会因为陆克文而投工党的票，但所占比例显然不足以左右胜负。

　　同样，陆克文一旦当了澳大利亚的总理，他首先考虑的自然是国家利益和他代表的党的政策，是如何兑现他的竞选诺言。作为国家领袖，他还得注意超越党派、族群、个人的地位，绝不会因为他自身的中国元素而带来影响。所以，陆克文在当选后的演说中强调，工党执政后的重点将是落实各项竞选承诺―――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制度，增加对公立医院的投资，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和水资源匮乏的措施力度，加强为21世纪经济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强调的是将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强同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欧洲各伙伴国的关系。中国是包括在亚太国家之内的，并没有特别突出。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个人因素恰恰是要尽量避免的，否则就会授人以柄。可以预见，陆克文今后在决定与中国有关的政策时，肯定会更加小心。要是让政敌或反对派说成是受了过去在华的经历或家人、友人的影响，岂不弄巧成拙，事与愿违？而且根据澳大利亚的制度，很多方面是陆克文管不了的。如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价格，不会因此而跌价，或者对中国特别优惠。又如澳大利亚人很敏感的移民政策，只能小心翼翼谋求平衡。

　　其实，对世界上规模稍大的国家来说，领导人或政府要了解外国都有充足的渠道和有效的手段，并不依赖于领袖个人的能力或经历。当初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苏联外长前，他曾担心自己不懂外语，领袖对他的回答是：“苏联的外长还需要自己懂外语吗？”而领导人的经历和能力在国家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至多只是减少误解，增加私人渠道；是润滑剂，而不是动力油。如普京懂德语，曾在东德工作；老布什当过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克林顿曾在英国留学；美国不少政要是外国移民，有的娶有外国太太；但相关的对外政策显然没有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西方国家领导人中能说中文的或许以陆克文为第一人（我尚未查过相关史料，不敢肯定），但世界上与中国有种种渊源的政要并不少，以色列的总理、部长中有人出生于中国，叶利钦的一位总理出生在旅顺，加拿大的一位总督是华裔，东南亚不止一位首脑是华裔或有华人血统。司徒雷登生于中国，从小使用中文，长期在中国工作，主持燕京大学多年，中国朋友不计其数，但一旦当了美国驻华大使，只能执行本国政策，最后被毛泽东“别了”。

　　当然，我对陆克文当选也感到欣喜，愿意向他表达一个中国公民的祝福。希望中澳关系在他任上能更上层楼，并希望更多的澳大利亚青年来中国求学。（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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