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新数据看宏观调控的走势
作者：胡迟10月25日，国家统计局向全社会发布了姗姗来迟的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ＧＤＰ同比增长11．5％，比上年同期加快0．7％，固定资产投资高位运行，同比增长25．7％，比上年同期回落1．6％，而ＣＰＩ同比上涨4．1％，创近年来的新高。
2007年的中国经济没有遵循近两年“高增长、低通胀”的轨迹。一方面，经济仍然保持着高位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在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带动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的增速强劲回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6、7、8、9月的月度ＣＰＩ同比增长数据分别为3．4％、4．4％、5．6％、6．5％、6．2％。央行年初设定的ＣＰＩ增速3％警戒线几乎“名存实亡”，一次次地被轻松突破。显然，10年来，中国经济从未如此真切地接近通货膨胀。关于ＣＰＩ增速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一如既往地引发了不同背景的经济学家的争论。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失控，而政府的判断及对策落后于形势预计ＣＰＩ会在明年年中达到6．5％，如果气候不作美或石油、材料进一步涨价，甚至可能冲上8％。然而，多数经济学家仍乐观地认为，ＣＰＩ中非食品价格没有表现出通胀压力扩大的迹象，核心ＣＰＩ并不高，目前产出缺口处于良好的受控状态，经济总体上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不明显。
从央行的判断和反应看，当局还是倾向于把通货膨胀看得严重些。央行11月10日宣布，自11月26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此次调整后普通存款类金融机构将执行13．5％的存款准备金率标准该标准亦创历史新高。总体来看，央行今年以来已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加息，六次发行定向票据。宏观调控的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虽然这一系列紧缩性调控措施累计效果的显现还有待时日，央行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吸收流动性过剩的意图却已昭示天下。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次完善，宏观调控在稳定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迄今为止，宏观调控的各类工具，无论是市场性的，还是行政性的，甚至带有中国特色的“土地闸门”政策都被运用了。虽然不能否认宏观调控对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但也毋庸讳言，宏观调控的效力并未到位，有时甚至是与政策的初衷事与愿违，对房价上涨的“逆调控”就是一个例证。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因此，未来宏观调控应当不断优化政策工具的运用，使出台的政策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具体而言，以下三方面是优化宏观调控的着力点：
1．不断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现行的宏观调控是以货币政策为中心进行的。按照金融专家的说法，自1996年正式编制并公布货币统计口径计算以来，我国正规的货币政策只有短短11年的历史。但从政策体系框架的完善程度、货币政策的操作理念来衡量，货币政策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正因为如此，货币政策对于保证近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保驾护航”的作用。然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也不尽人意，而且在政策的连续运用下，其效力有边际递减之势。这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诸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够畅通，货币政策属于短期性政策难以应付转轨时期我国经济复杂的局面等。为此，必须加大金融体制的改革力度。在既定的体制环境下，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央行仍然是有所作为的。其要点就是变换政策运用的手法。以利率政策为例，利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中心。每次统计局的数据公布后，外界都在预测央行何时加息，11月13日，10月份ＣＰＩ同比上涨6．5％的数据被公布后，外界又是“涨”声一片。央行加息好似“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从央行历次加息的实践看，每次均因顾及经济运行会“硬着陆”而加息幅度偏低，实际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最终起不到抑制经济偏向过热的作用。根据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只有未预期到的宏观政策才会对经济运行起到实际的调控作用。因此，在ＧＤＰ增长和ＣＰＩ双双走高的情况下，建议央行选择时机，提升加息的幅度。理由有两点：一是如果选择与以往不同的加大利率的提升幅度，那么在未曾预料时，市场主体会对此产生实质性反应，正如同“5·30”财政部突然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度提高而给股市降温一样；二是有助于实际利率由“负”转“正”。ＣＰＩ的持续走高使我国负利率状况不断恶化，负利率不利于对流动性过剩的控制，也将增强居民通货膨胀预期。从目前利率水平看，即使加息2％也才使利率刚上升为正值，不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效应。恢复实际利率的中性状态也是央行一直追求的目标。
2．丰富宏观调控工具的运用
如上所述，货币政策的单打独斗难以很好地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反而使货币政策呈现出疲惫不堪的状况。实际上宏观调控从来都控从来都不是货币政策一家的事情。从经济理论看，宏观调控应该是一个政策体系和可供选择的工具箱。根据“丁伯根法则”，在宏观调控目标非单一的情况下，宏观调控工具的运用就必然是多样性的。从当前的政策运用看，虽然被认定带有“组合拳”的性质，但实际上货币政策有独大的倾向。比如，央行今年以来已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加息，六次发行定向票据，而财政政策的运用只有削减利息税和最新发行的特别国债（使用次数的对比也能说明问题）。有经济学家就认为，财政政策在化解流动性上运用不足，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不够。央行、财政部、证监会和银监会被认为是过于看中自身的目标和利益。由于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而非总量问题，以调控总量为特征的货币政策就更凸现出效果的局限性。因此，宏观政策未来的取向应当是丰富调控工具的使用，而且要考虑不同调控工具的互补性，力争实现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最新发行的特别国债就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很好的结合点。国债一向就有着很强的金融含义。国债政策兼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债市场构成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中的“核心金融市场”；它不仅为市场提供流动性，而且为市场提供交易基准。从操作层面看，今后最重要的一是建立两大政策（及其它政策工具）协调的分析框架，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与经济运行结合起来，二是建立各职能部门间的协调机制，避免不必要的政策效果冲突和抵消。
3．政策着眼点兼顾国内国外
一般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存在“三过”问题，即贸易顺差过大、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这种特征集中反映了我国经济运行既有对内失衡，也有对外失衡的问题。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70％，这在世界上的大经济体中是最高的。因此，任何宏观政策的运用都必须同时兼顾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层面的因素。关于这一点，人们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的汇率政策。当前人民币的确估值偏低，但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话，则会对中国的高增长和就业产生重创，对世界经济也是一场灾难，肯定不可取，而目前的缓慢升值又无法对高额贸易顺差和过剩流动性发生有效抑制作用。美元的不断贬值还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更加复杂化。从中美汇率中间价来看，美元加速下滑，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可能被迫加快。而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升值幅度实际已经在5％左右，继续提高升值幅度的利弊存在争议。另一方面，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看，由于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的速度，很可能快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将可能放慢。其后果是国际上施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贸易顺差继续维持高位。如何找到调控的平衡点，对央行的智慧是一次巨大考验。权衡各种利弊因素，央行的选择应该是使用更灵活的汇率政策，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既不能屈从美欧的压力，又要适当快于现行节奏，同时要利率和汇率政策联动，兼顾汇率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在现行金融体制下，我国还应主动进一步，但有限地开放资本项目，对外输出流动性，这样才会有效地缓解“三过”问题。
近一个时期，国家发改委、清华大学相继发表报告提出，我国经济正在达到或接近周期性繁荣的顶部区域，2007年将是本轮经济周期的一个“拐点”，ＧＤＰ增速将在今年达到峰值，2008年下半年或2009年很可能进入温和调整期。虽然以往类似的预计在事后总会被认为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估计不足，但按照经济周期规律，经济增长肯定会在某个时刻到达顶部而逐渐下行。无论是经济处于上升阶段，还是低迷时期，宏观调控作为经济波动的“稳定器”总是不可缺少的。从我国现阶段的体制等因素看，宏观调控还肩负完善市场体制、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甚至推动节能减排的多重使命。因此，宏观调控应当在总结前期经验曲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执行的效率，以期获得合意的运用效果。
作者单位：中国企业联合会
(责任编辑：谢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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