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除了普遍百姓，连人大代表、政协副主席、省长都发表说“降低房价”的呼吁，可是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一丝丝房价要下降的迹象来，而且“反房价舆情”也只是此起彼伏，此消彼涨，并没有形成足够能影响政府政策导向的舆情导向来，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除了诸如：中国人不团结、中国舆情发表渠道局限，还有政府和媒介反应不积极等原因外，还有三点原因值得大家关注和思考：一、“经济适用房政策”作为“润滑剂”的作用。“经济适用房”并非中国的产物，也不是其它国家作为平抑制房价的手段（充其量是一种贫民福利），却在中国各级政府的房地产舆论导向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全面整治房地产”的决策后，经济适用房似乎成为了整治房地产的“急先锋”，或者说是“强心针”、“救命草”。各地正在积极筹划经济适用房的发展规模和方向。

　　其实“经济适用房”只能是解决无房、少房困难家庭的一种福利，其适用人群层面远远低于要求房价下降的层面。即便如此，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也价格高、规模小，远远解决不了城市新进人口的住房需求。

　　而舆情又是怎么被“润滑”掉的呢？夸张一点打个比喻吧：一个被拆迁户拿到拆迁款后，想去买新房，买不起，就去找政府：“你们必须解决我的住房问题”，政府说：“你别吵，别叫那么多人来，我们私下谈谈”，然后给他一个“经济适用房购房证”，说：“凭此票去指定楼盘买房，你白赚一个平方米一千元”。再来一个无房户，吵着买不起房，政府还是一张“经济适用房证”就摆平了，舆情能形成什么大浪潮来？二、“房奴资产增值论”使得买房的和卖房的一样，都不愿房价下降。土地紧缩政策，使得住房越来越成为紧俏商品，身边十个家庭中，准有一个家庭在三年内买过房子，能买得起、花自己钱买的，自不用说，那些借银行的钱买房的人，也在看着日益拔高的房价，笑得合不拢嘴，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有一本帐：他们的资产在随着房价的上涨而增值，谁愿意自己“拥有的”资产只降不升呢？这种因房得益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似乎进了“全民炒房”的年代，只要跨过了“有房族”这个门槛，谁都想房价升，自然要求房价下降的舆情力量不足。

　　其实房屋作为个人和家庭的必须品，用流动资产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它是不尽合理。试想：一家人口月供一套仅有的住房，房价就是涨三番，又能对你的可支配资产有多大影响？只要不上市出售，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居住条件还是那个条件，使用价值并没有受其影响，只有房价下降了，我们可以住得更好一些，这才是真正的“日富益足”呢。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

　　三、许多人并不把住房条件作为向社会索取的福利内容。马克思主义主张：公民向社会奉献，又可以向社会索取，奉献是劳动的义务，索取则是社会应该提供的、个人赖以生存的报酬和福利。许多劳动者，包括那些买不起房的大学生，他们也是社会劳动成员之一，也为国家承担着纳税的义务，自然他们就有权要求社会提供他们可以生存的福利，住房自然不可例外。而现在你看看，在上海，一家两口不吃不喝需要15年才能买得起房，这算已为这部分劳动人群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了吗？再说大一点，土地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条件吧（没有听说过让一台机器拼命生产产品，却不为它提供一个地方放的），这从原始社会可能就没有变过，那么国家每年将土地使用权变卖给开发商，赚取上万亿的财政收入，为什么不能优先考虑为劳动者考虑改善住房条件呢，而一再哄抬地价，拉动房价，两驾（价）马车齐头并进呢？有一则笑话说：一个人死了以后，骨灰放进墓位里，他的灵魂说：“感谢政府终于给我解决了住房问题”，看似一个笑话，其实现在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事实，计划经济年代政府能为百姓的住房问题着想，为什么经济发达了，财政收入提高了，反而让人们纯粹自己想办法了？这种观点我们完成有权问政府，而错误的观念不更正，也许许多人只有变成了“灵魂”才能“由衷感激”了，而事实这个墓位也是后人为自己花钱买的。

　　如此看来，许多人漠视房价的上涨是一种及其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