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无视中国人口总量的全球性压力

2007年09月27日10:29    作者:王达水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年事已高(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已满77周岁),近来所发表的关于经济学的文章,特别是关于富人和穷人问题的文章,引起媒体及各界广泛质疑。今天, (2007-09-26 14:35:56)他老又在博客中国网他的个人专栏(博客)里发表高论:“计划生育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一、以表象转移视角

  他的文章开言就直接引用易富贤先生关于讨论人口的一本书中所说:“人口对于经济的作用始终是一个谜。有人说地球上的资源有限,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地球资源所能够容纳的水平。所以人口增加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是从微观一点的层面来看却正相反。许多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像日本,香港,台湾,还有欧洲的许多国家,人口都非常密集,而人均收入又都很高。可见资源问题并没有成为制约因素。再具体到城市的层面看,大家都在争人口。十几年前我研究美国人口的流动时发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荣,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败坏。各个地方当局都在争人口。不但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地广人稀的国家如此,连我国这个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国家也都在争人口。城市边缘的开发区最着急的是人口太稀少,不少高楼大厦虽然都卖出去了,可是真正入住的很少,人少繁荣不起来,房地产的价钱也就上不去。每有一户人家来到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过去大城市的户口控制极严,近年来情况大有改变。主管当局越来越明白,繁荣靠人口,抵制人口对自己并不有利,因此大大地放松了对户口的管制。我国农村经济的停滞和城市的发展也与人口的大规模拥向城市有关。当然,人口密集而又贫困的地方也很多,像孟加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总起来看,似乎二者没有什么确切的关系。因此人口和经济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特殊值得研究的课题。”

  可见,只要仔细阅读并初步分析茅老这篇文章的前言,人们就不难发现,老先生仅仅比较了“局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至少五个方面的基本要素没有比较:.

  一是没有比较该国整体人口总量。二是没有比较当时的该国的整体性科技含量、综合国力、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国家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三是没有比较国家经济结构的基本模式(时常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四是没有比较在国际上其他国家获取人才、资源的基本特性与能力。五是没有比较科技创新能力及广泛的社会背景,等等。因此,他仅仅以“人口流动和聚集与房产为代表”的单一因素,就得出“人口密集与否和经济与否发展没有关系关系”的结论,因此,是谬误的。

  二、无视中国人口总量的全球性压力

  茅于轼在文中接着说:“易富贤先生的这本书是讨论人口的。让我们来看看,在全球总体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人口究竟处于什么状态。看了这本书我们才知道,这里存在着巨大的观点分歧。观点是政策的基础,不同的观点导致不同的政策,如果观点错误,后果将是严重的。尤其是人口政策的结果会产生几十年的持续影响。所以弄清楚我国的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是一件重大事情。”

  随后,他继续引用易富贤先生关于讨论人口的一本书中所说:“现在全球人口是65亿,其中中国占了19.5%。中国人口在全球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因为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超过中国。特别是中国每年增加的人口数在直线下降。从1988年年增1700万人降到2005年年增7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差不多60万人。这样推算到2016年中国的人口年增为零。再往后,人口增长变成负数,人口总数一年比一年减少。因此中国人口的峰值应该发生在2016年。从1988到2005的17年看,易富贤的曲线和事实拟合得相当精确,拿来推测未来11年的增长是相当可信的。(见本书图15.1)易富贤得到的结论是调整人口政策,取消对生育的控制。这一点和国家计生委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按照计生委的意见,计划生育丝毫放松不得,不但在现在的五年计划里如此,下一个五年计划还不可以放松。”

  紧接着,茅于轼发了表这样的学术观点:“我不是人口学家,对上述两种意见的是非曲直没有发言权。作为经济学家可以从经济方面做一些分析。如上所说,人口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近二百多年的人口增长确实是爆炸性的,其后果是环境和资源的不可持续性。这一点意见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有所作为的话,我们希望人口增加,还是人口减少?或者不增不减?鉴于人口资源的矛盾,减少人口应该是合理的策略。”显然,他老是在很严肃认真地研究与人口直接相关的经济课题。

  随之而来,他老得出了这样一来的结论:“将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比哪个国家都快,可能造成的问题也特别大。这一点是我国大多数人口学家都同意的。一胎化政策对当前的经济有很大的好处,降低了家庭的负担,提高了社会的储蓄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一份红利是寅吃卯粮得来的,将来老龄化社会降临时劳动力供给不足,欠帐是要归还的。”

  茅于轼上述论述的结论性实质,是基本赞同“多生”的,理由在于防止人口老化带来的所谓一系列老年社会的各种困难。然而,他在论文中却肯定了“现在全球人口是65亿,其中中国占了19.5%。”的基本现实。 可是,他没有进一步地进行扩展性比较,因为这是几乎占世界人口总量三分之一份量。同时,他也没有直接比较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和高效率,难道仅仅是与城市自然出生率的人口贡献率相关的吗?没有。他显然没有把来自农村的,进入城市打工的,那些上亿的农民工为中国今天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进一步地,中国占有世界多少可居住的面积呢?与世界同类国家相比,人口总量应该保持在什么样合理科学的参数呢?作为经济学家,他竟然如此回避这些引起经济变化的最基本要素,什么意思或态度呢?他没有比较,哪怕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也没有进行。如果估算一下的话,就可以得出与世界的平均差距是多么地大,进而知道我们现在的困难则比别人多多少。进一步地比较就可以轻易证明:支撑我们的土地早就在超负荷地运转,资源紧张、环境严重污染等,这显然与“可持序发展”的大政方针不协调。

  通过茅于轼关于人口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之论文,本质上说,他这次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为富人“说话”,但是,这次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因为我们只要冷静地看看现在的超生队伍都是哪些人就知道。是普通市民在超生吗?不,不是的。?是农民在超生吗?是,但不多,现在的农民自己也并不想多生。而那些富裕得流油的阶层(一些明星、大腕、大中小资者、腐败分子),是这些人正在大张旗鼓地鼓吹“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或者是是已经身体力行,因为他们住房大、人寂寞,财产多,想更发达。

  因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始终坚持计划生育的大政方针,《宪法》中规定的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将永远是正确的(笔者认为,至少也得30年吧)。

  三、以性别失调为愰子

  他在文中还说:“一胎化政策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严重的性别失调。根据公布的人口统计,现在0-4岁的性别比达到了1.23.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男性将会找不到老婆。性别比的失调一年比一年严重。拿每五年作一个段落,性别比依次是1.08, 1.14, 1.19, 1.23等等。可见这个问题在日趋恶化。当然,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很复杂,但肯定和管制生育有关。在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之前性别比没有扭曲。”

  可是人们要质疑的是,既然计划生育政策下社会出生率的性别出现失调,难道一旦“不计划生育” 就一定会出现平衡吗?显然,他的理由在于现代的农村需要劳动力,重男轻女在所难免。然而,他没有考虑现在如此高昂的房价情况下,城市的人们,已经希望生女孩的心情是在与房假同比地增长吗?难道这种增长不属于经济问题?

  茅于轼在他的文章结论性地说:“易富贤先生的这本书对当前政策(笔者注:是指“计划生育”政策)提出质疑是有必要的。有这样质疑的人远不止易富贤一人(笔者注:当然也包括他茅于轼),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信息流通受阻碍的环境中,这方面的意见不能充分表达。所以他的看法特别值得大家注意。按理说,国家计生委应该对这样的意见最关心,最欢迎。可是事实上恰好是计生委不欢迎不同的意见。”

  同胞门,人口爆炸是极大的隐患,我们的国情(13亿多人口,还不包括台湾)已经相当沉重,下岗的4050人员群体、岗毕业难以就业的大学生难道没有时刻提醒着我们?.

  人口问题是一个千万不可掉以轻心的治国之基、强国之本。因此,对于那些打着科学研究旗号的各种谎言,决不能相信。

  进一步地,人们要质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您老是否将来那一天会不会以著名经济学家的头衔和上述学术方法,从而提出因为“股权多,则发言权多”的市场经济规律,进而得出“股权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多”的荒谬论述呢?至少我王达水坚信,您老绝对不会有这类“划时代”的想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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