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我所知道的经济学者里，我个人的自我保护能力最差，经常把自己当作一个靶子。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护自己的。

　　如果你骂我道德败坏、勾结富人、无视民间疾苦，那只能说明你不了解张维迎，我对自己的为人做事很自信。有人说某个企业家花8万块就把张维迎搞定，那你就太小看张维迎了。

　　是算术题，不是道德题

　　人物周刊：去年三月，你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前，是你遭质疑和非议最激烈的时候，你的写作动机是否为回应质疑？是否达到你的目的？

　　张维迎：其实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为了回应别人对我的质疑。当时，整个社会讨论公共问题过分情绪化，非理性，不但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而且还可能帮倒忙。每个人都有发泄情绪的权利，但讨论公共问题一定要冷静理性，找到解决办法。

　　比如最简单的，造成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是腐败，为什么会腐败，因为政府权力太大、政府垄断，那就解决政府垄断、权力过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说，要杀富济贫，杀富济贫从来不能解决分配问题。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说清楚应该怎么做。

　　人物周刊：“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是你的文章里最刺耳的一句话，这样的表述是否进一步刺激了公众情绪？

　　张维迎：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因为特别容易引起误解。它不是道德题目，不是我学品有问题，要为官员说话，是他们的代言人。这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分析谁的利益受损最大，是为了说明谁最可能给改革设置阻力，利益受损最大的集团，当然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可以说些生活体会。我在农村时，家里一年也吃不上一顿白米饭，但干部到了农村，家家都争着请吃饭，你跟干部搞好关系，你的儿子当兵啊、招工啊才有机会。但是现在干部去了，没有人请，至少没有那么多人请，从农民和政府官员的相对位置上看，农民的位置上升了。

　　原来姑娘找对象，最好找干部，干部找不到了，才找国企工人，国企工人找不着了，才找集体工。现在未必是这样了，姑娘不一定喜欢找干部，可以找IT人士、外企员工、自己创业的个体户等。那个时候装电话，得是局级干部，坐飞机必须有干部证明，普通老百姓有钱也没门。

　　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官员的整体地位相对(不是绝对)下降了，是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改革的过程，也是权力从政府手上转移到民间的过程。政府官僚是改革最主要的损失者，因为他们的特权和寻租行为都将在改革中被减少或者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