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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通胀高增长仍将延续两三年

　　控制国有股减持难言利好

　　刘纪鹏：4000点底线

　　

　　——专访中国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助理何帆

　　10年之前，尽管因为中国的金融业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开放，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并未对中国造成巨大损害。但从吸取别国教训、防范风险的角度，其对中国政府决策层的心理，以及后期的现实政策取向的影响不容低估。更重要的是，10年之后的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已极大加深，银行业更是如此。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政府决策究竟有何影响？下一步应怎样走？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助理何帆。

　　《华夏时报》：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有何政策调整？

　　何帆：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在危机爆发之前，从中国的政界到学界，也曾考虑实行更激进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后来变得谨慎起来。

　　从宏观层面看，1997年之后，盯住美元的浮动汇率制成为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资本管制加强；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实行出口退税等。

　　《华夏时报》：从微观层面看，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有哪些主要的新做法？

　　何帆：微观层面的做法就更多了。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曾考虑效仿韩国的做法，在大型国有企业中试行综合商社，但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这种过于密切的银、企关系所存在的深层弊端，所以并未实施；同时，在进行银行业改制过程中，中央政府还逐渐加大了抑制地方政府干预银行信贷的冲动，推动银、企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基础上。

　　《华夏时报》：对目前的汇率制度，您如何评价？

　　何帆：目前的汇率制度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制度。短期内的相继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区间、逐步提高中间价等做法都是合理的，但我国汇率制度的最终选择是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另外从改革时机上来说，本轮汇率制度始于2005年7月，其实早在2003年就应该这样改了，错过了一个人民币升值的好时机。

　　《华夏时报》：2003年未启动汇率制度改革，是不是决策层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印象太深，以致过于谨慎？

　　何帆：汇率制度改革涉及到多方面问题，究竟与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反思有多大联系，不好做出判断。

　　《华夏时报》：资本管制、强制结售汇等制度，目前是否也应该调整了？

　　何帆：资本管制在现阶段仍有必要，并且仍宜采取“流入”和“流出”的双向控制，如此既有利于控制热钱流入的规模和速度，也不至于造成短期内资本大量流出。

　　强制结售汇制度早就该改了——过去是缺少外汇储备，现在则是外汇储备严重过剩。打个比方说，过去是冬天故需要穿棉衣（强制结售汇），但现在是夏天，就很不合时宜了。

　　《华夏时报》：与10年前相比，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金融危机还可能再次爆发吗？会出现在哪里？

　　何帆：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多项主要原因，如今都发生了变化甚至逆转。譬如，外贸由逆差到顺差、外汇储备由过少到过多等。从整体经济发展态势看，过去是“雁形模式”发展（日本领头，“亚洲四小龙”等随后），现在则是中、印崛起成为新的“发动机”。

　　但是金融危机的幽灵仍然在徘徊，下一个金融危机出现在哪里？是股票市场异常狂热的越南，还是一度股市下跌的印度？是步入老年化陷阱的日本？还是巨额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美国？是运气屡屡不佳的泰国？还是曾经免于劫难的中国？危机是不可预测的，但风险却是可以管理的。

　　《华夏时报》：为管理风险，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基点？

　　何帆：中国需要走向全面的国家风险管理，包括财政政策的合作。

　　作为大国，一是货币政策要充分独立自主，二是要启动内需，不能过于依赖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