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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观察第44期

　　作者：马红漫（上海 经济学博士）

　　据6月20号《上海证券报》报道，本周一，IMF在其官方网站正式宣布了调整汇率监管政策的决定，这也是该组织30年来首次对其1977年的汇率监督政策框架做出调整。与IMF现有对成员国汇率政策的评判标准相比，此次调整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新增了所谓的"第四原则"条款，即要求成员国确保其汇率政策不会引发"外部不稳定"。

　　与IMF既有的针对成员国汇率问题的三大原则不同，这一"第四原则"更加强调了前瞻性与主观性质的判断。依据所谓"外部不稳定"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要求成员国在制定本国汇率政策时，要确保"不致引发外部社会的不稳定"。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汇率政策不再是某一国家自己的事情，在制定本国汇率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外部因素。

　　尽管IMF有关官员已经表示，这一变化不是针对具体国家。但是任何一位市场观察人士都能够清楚的看出，这一新变化与中国历来的外汇政策定位可谓是针锋相对。面对来自外界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政府一贯强调，人民币汇率的制定是以中国国内的情况为主要依据，并不会迫于外界压力而令人民币升值。IMF作为对于汇率问题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性组织，不可能不了解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一贯立场。所以，官方性的表述"不针对具体国家"，并不能隐藏其直指中国的实质。

　　值得关注的是，从有关报道中我们得知，未来针对"第四原则"的具体细则将会涉及到"汇率偏离"等具体判断术语和标准，而"汇率偏离"等用语并非首次现身人民币汇率问题。最近，在美国舒莫、格雷厄姆等四位鹰派议员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的一份针对人民币问题的议案中，同样使用了这一词汇。从操作意义上而言，所谓的"汇率偏离"在判断确定上，要比之前美议员所指责的"汇率操纵"容易很多。

　　从IMF到美国鹰派议员的议案，在时间和手段上的雷同不得不让我们高度警惕。一方面，尽管IMF不具备直接干预成员国汇率的手段和措施，但是作为在汇率问题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其立场和观点至少会在舆论上给中国造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美议员提出的议案可以弥补IMF在具体操作上的制度空白，通过施压贸易保守主义控制的美国议会，完全有可能让议会通过有关法案，这将会对中国对外出口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来自权威组织的舆论影响和实质性的贸易保护方案，两方面力量的叠加，对于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而言可谓是压力巨大。

　　事实上，尽管中国已经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无论是升值幅度还是速度都明显加大。但是，这些努力在一些极端贸易保护主义者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舒墨－格雷厄姆议案就要求对中国出口商品统一征收27%的进口关税，因为他们认为人民币低估幅度为27%。这一升值幅度对于中国而言，显然是根本无法接受和讨论的。

　　当然，尽管外部压力在持续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要被动挨打。无论是国际经贸纠纷，还是汇率的升跌，除去市场因素外，其在具体策略上也无外乎是一场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面对IMF和美国议会的双重压力，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定位于合理的经济研讨，而是彻底蜕变成为了利益博弈的工具。所以，既然美国等可以使用IMF作为施压人民币汇率的工具，中国同样也可以乘IMF实施改革的机会来应对外部汇率压力。

　　在此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世界经济格局的诸多变化并未在IMF格局中有丝毫显现。例如，中国经济的发展规模已达到比利时与荷兰总和的两倍，然而此前两国的投票权份额的总和却是中国的1.5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给予更多的投票权符合现实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且这一点已经在多数发展中国中达成了共识。

　　那么我们也不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针对IMF的深层体制弊病，提出改革建议，以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这些建议包括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执行董事职位的数量、增加工作人员的地区多样性、降低决策通过的投票比重等，消除大国"一票否决权"的现象。通过联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集体对IMF自身的弊病施以压力。这样既可以均衡双方博弈的势力，同时如果能够在投票权获得实质性提高，也可以在表决权利上实现IMF的内部约束。

　　当汇率问题蜕变为利益博弈的工具时，只有以同样的利益诉求和手段才能够使问题的解决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