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宾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 江瑞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丁志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夏 斌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范新宇

　　问：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金德伯格研究发现，危机每隔１０年轮回一次。如今，再看１０年前的这场亚洲金融风暴，有哪些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丁志杰：亚洲能从席卷整个地区的金融危机中迅速走出来是一个奇迹，１０年后再回眸，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第一，要客观认识国际资本在危机中的作用，如今发展中国家已成了国际游资的蓄水池，周期性和不稳定性是其典型特征，一旦经济形势和市场信心发生变化，资本流向发生逆转，危机就很难避免；第二，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一定要警惕过度自信，正视存在的问题，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江瑞平：启示是多层面的：一是必须不断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要加快债券市场发展，避免金融市场对银行系统过度依赖；二是必须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防止和限制国际游资的冲击；三是不能过度依赖国际金融机构，有观点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到位后又对接受援助的经济体提出过于苛刻的“改革”条件，是导致和恶化东亚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夏斌：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金融弱国与金融强国的不同，在同一游戏场所中按同一游戏规则竞争，弱国肯定战败。因此，作为金融弱国头脑要清醒，具体说，中国目前尽管ＧＤＰ名列世界第四，但我仍认为是金融弱国。金融弱国就要有金融弱国的应有思维，在金融改革与开放上，要有正确的主见，而不能简单学“华盛顿共识”。

　　问：有专家认为，２００７年国际金融价格指标出现跳跃性发展趋势，有进一步堆积金融危机爆发平台的隐患。在现今亚洲金融市场上，是否有一些经济现象处于萌芽状态，可能成为日后市场危机的诱因？

　　丁志杰：如今亚洲经济一派欣欣向荣，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有所减轻，但正在经历危机后的新一轮资本流入浪潮。据美国国际金融研究所统计，过去两年，每年有２０００亿美元流向亚洲，资本流动逆转的风险不能忽视，且现在资本把亚洲各国与世界联系得比１０年前更紧密，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危机一旦发生，将更迅速蔓延。

　　范新宇：亚洲经济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尚未改变，美国等主要外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仍然会对亚洲地区产生很大的“杀伤力”；一些东亚国家的信贷市场畸形发展，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致使企业过度依赖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而银行又过于依恃政府的担保，导致银行信贷过度扩张，银行不良债权或坏账过大。对于这些问题和隐患，亚洲各国应有清醒的认识。

　　江瑞平：目前国际游资规模更大，依然缺乏有效的监管，只是国际游资冲击的目标，由当年的东亚货币贬值，变成了如今的东亚货币升值；且债券市场发展滞后，金融市场过度依赖银行系统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时，由于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东亚具有比欧美市场更加严重的流动性过剩。总之，全球经济严重失衡使东亚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网络链条的薄弱环节。

　　问：不少分析认为，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将在近几年内进入一个经济衰退甚至萧条期，由此将带来大量出境投资的资金即热钱，这是否会对亚洲这些新兴资本市场造成较大冲击，甚至引发新一轮危机？

　　范新宇：这个问题应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引发风险的可能性加大，与１０年前相比，亚洲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在这过程中，必定充满危险；另一方面，引发新一轮危机风险的可能性减小，亚洲各国已采取相关措施，弥补了许多导致金融危机的制度上的缺陷和软肋，企业对资产负债状况进行了重新整理，过度投资被逐一清理，抵御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增强了。

　　夏斌：作为世界货币发行国的美国，在巨额“双赤字”背景下，如果仍然想维持３％的经济增长，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来说，确实是一种威胁。“热钱”是美国政府政策的副产品，亚洲国家是否会由此受到很大冲击，关键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政策与制度。以中国为例，要避免冲击，就要看好“金融国门”，结合国内的状况与承受能力对外开放。

　　丁志杰：对出口和外资的依赖凸显亚洲对抗外部冲击的脆弱，美国经济衰退和政策调整将成为悬在亚洲经济上的一把利剑。美元政策调整会让亚洲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贬值会引起资本流向调整，引发动荡，升值也会如此。如果华尔街出身的保尔森施行强势美元政策，特别是在市场动荡之后，资本会重新回流到像美国这样的中心国，形成资本流动的逆转，那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问：金融市场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资本力量的博弈。为避免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您认为中国等亚洲国家政府应采取怎样的举措？

　　夏斌：一国金融市场能否稳定，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确实取决于政府与海外资本力量的博弈。对亚洲各国来说，更重要的是要选择好适合本国情况的金融改革与开放的政策；在稳定区域市场问题上，亚洲国家应加强合作，且不能仅仅限于亚洲国家的合作，还应与非洲、欧洲其它洲有关国家加强合作，保持贸易的稳定。

　　范新宇：中、日、韩等亚洲国家要进一步加快和深化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实施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促进和扩大内需的政策，以增强抵抗金融风险的经济实力；另外，应加强在金融领域的合作，较现实的选择是开展功能性金融合作，成立东北亚国际开发银行、建立清算支付体系和货币互换机制等。

　　江瑞平：东亚经济体首先应完善各自的金融体系，尤其是要强化风险监控系统，改变金融市场过度依赖银行系统的不合理状况；还应进一步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建立区域金融风险监控系统，目前已取得一定进展，清迈货币互换机制发展很快，总体规模已达８００亿美元，刚刚结束的“１０＋３”财长京都会议更使多边化进程得到实质性推进；其次，也要通过合作推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