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网报道，12月11日晚，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陈义明的儿媳推开公公的房门，只见陈义明趴在地上，身下一摊血，早已不省人事，在惊恐中儿媳随后发现了被残害的还有7岁的儿子，同时在卫生间地上还躺着被害身亡的婆婆和小保姆。她赶紧拨打120求救，并拨打110报警。

　　又是一宗“灭门”式凶杀案！陈义明一家三口及小保姆共四口人死于非命。这距离最近发生在贵州兴仁县的“11·27”“灭门案”——县长文建刚一家六口被杀还不到半个月。

　　大概从2003年起，“灭门案”这个血腥恐怖的概念，便开始时见国内报端与网络，遂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事实上，在凶杀类刑事案件中，“灭门案”的比例应该说不算很高，甚至可以说是“极低”。但却往往都无一例外地产生极高的“震撼”效应，每一宗“灭门案”，都足以引发强震般的舆论风暴。这类“集体屠杀”性质的刑事罪案，高层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自不待言，对社会心理的杀伤力尤其不可低估。

　　为什么会这样？这不光因为“灭门案”是一种极端残忍的刑事犯罪，是罪犯对法律的极端挑战，还因为这种类型的犯罪在几年前的中国还是十分罕见，一旦有了“频频”的感觉，就难免“骇人听闻”。而且进一步讲，这类案件也是对社会伦理和文化伦理的极端颠覆。“杀 不及妇孺”、“命不伤无辜”、“一人做事一人当”等最基本的人性堤坝，在罪犯那里已经彻底坍塌。

　　从近年发生的数十宗公开报道的“灭门案”分析，从每宗案件之间的纵横比较中，在刑侦学家看来，很难发现明显的“规律性”痕迹。从罪犯最初的杀人动机上看，有寻仇、报复、情杀、劫财等，有的属于几种动机混杂。而从其最终的“灭门”动机上看，罪犯在同一门户中，之所以要把那些“不相干”的受害人包括儿童都斩尽杀绝，是因为有的担心受害人“认出自己”后而致其难逃法网，有的顾忌“留下后患”将来对其家人不利，有的则根本就说不出杀人的理由，纯粹就是出于一种杀红了眼的丧心病狂。而从被“灭门”的对象上看，有官员家庭、有老板家庭、也有普通百姓的家庭等等，故而很难作出趋向性的结论。

　　但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灭门案”却有着令人惊骇的“规律性”，那就是罪犯“灭门”的手段都及其残忍：近年的绝大部分“灭门案”中，凶手大都选择使用“冷凶器”为杀人工具，如锤具、斧头、刀具等；但刚刚发生的陈义明一家遇害案中，凶手不仅使用了捆绑、封胶等手段，而且兼用了刀具和枪支两种以上杀人工具，他们的犯罪心理定位非常明确，那就是绝不留活口！这些“灭门案”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凶手们亡命徒式的低智商杀戮。在近年发生的这些“灭门案”中，大部分凶手都未经过较为“专业”的周密策划和布局，往往都是随机而动，在血溅门庭之后逃之夭夭，而不在乎身后留下了多少“线索”。

　　而从作案结果上看，“灭门案”具有“集体屠杀”的特征。这一点跟另一种形式的“集体屠杀”完全相若。如云南的马加爵在校园里杀死了他的四个同学，江苏的李广军跨四省连续奸杀七名少女，陕西邱兴华在他的“屠庙”暴行中一口气杀死了十二名乡亲，等等。另外，用爆炸、投毒等手段进行的凶杀案，也属于这种性质的“集体屠杀”。

　　我想说的是，在这种个体进行肆意“集体屠杀”的“频频”中，无疑潜伏着巨大的、未知的、综合的社会危机。“灭门案”及其另类的“集体屠杀”，已经肯定不是单纯的社会治安问题或孤立的犯罪现象。但这个问题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深层次思考。

　　有媒体似乎还发现了“灭门案”及其他凶杀案的另外一种“规律”：罪犯灭杀目标正在指向官员。这个结论当然只需在简单的归纳中即可被否定，因为至少在近三年的“灭门案”及其他凶杀案中，官员并未占据“主要”的比例。但媒体的这个结论也并非凭空得来，在2005年初至今发生的凶杀案中，官员遇害确实成为一个不能不令人关注的“关键词”。

　　这里略举几例：2005年 01月19日 西安一名镇党委书记刺死药监局长；2005年 07月22日 贵州赤水建设系统官员雇凶杀局长；2005年 11月16日 甘肃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家中被杀死；2006年 02月24日 湖北枝江酒业党委副书记被战友杀害；2006年 04月26日 北京丰台林业局副局长夫妇被砍死；2006年 11月27日 贵州兴仁县县长文建刚一家遭灭门；2006年12月11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陈义明一家三口及保姆共四人被杀死家中。

　　在以上列举的数宗官员遇害案中，有两宗是刚刚接连发生的“灭门案”。给民众的错觉可能是，社会上的“仇官”意识正在升级。窃以为，这是一个至少在目前尚无充分说服力的判断。但是，官员“频频”遇害的现象毕竟在此前少之又少，当它如此强烈地冲击着社会视野和社会心理的时候，我们确实又没有理由回避。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包括所有的“集体屠杀”犯罪在内，官员被杀案的上升趋势也决不是一种“无缘无故”的社会现象。比如，它们跟日益高发的官员腐败现象有没有必然联系？它们跟一些深不见底的社会弊端、社会矛盾有没有本质联系？它们的特殊性、个案性跟整个社会心理的普遍性、大众性有什么内在牵扯？都是值得有关方面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的紧迫命题。

　　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是，在今天的社会情感和社会心理版图上，出现了一个呈畸形走势的“冷极地带”——人际之间明显地充斥着冷漠、冷酷和冷血。冷漠：无论是社会主流层面还是草根层面，对生命的冷漠，对正义的冷漠，对善良的冷漠，几乎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价值认同。这种人为数不少。冷酷：文建刚一家“灭门案”中，人们从一些网民的言论中领教了一种超乎常情的冷酷，正如一位学者的感慨，文建刚被罪犯杀了一次，却被又社会杀了无数次！当然，那种毫无恻隐之心甚至动用“暴力语言”袭击遇害人的“看客”心态，或许根本就不是针对文建刚本人的冷酷，而是表达了对他所在的那个群体的失望。冷血：那些制造了“集体屠杀”案的冷血杀手，是这“冷极地带”上为数不多却异常令人惊怵的一群。他们或许不是凭空而降，就像那些冷酷的“看客”来自那个冷漠的群体一样，这些冷血杀手可能滋生于那个冷酷的“看客”族——这或许是值得深度思考的一种内在的社会逻辑。

　　透过“灭门案”及官员被杀案，相信将会越来越清楚看到，它们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命题中，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侧面。（2006年12月15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