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6月26日下午至晚上11时许，安徽池州市城区发生一起严重暴力事件。据报道，事件缘起于一辆江苏牌照的本田轿车将一名行人挂伤，双方发生争执，车上人员对行人大打出手，致使其鼻、眼等器官流血不止，引起部分过往市民的强烈不满。此后，一些群众冲击派出所，烧、砸车辆，殴打民警，哄抢超市，局面几至不可收拾。在安徽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事件得到平息。

　　一起较为普通的交通摩擦，却在短短数小时内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发生在安徽池州的这起群体性事件，不禁让人联想去年10月18日的重庆“万州事件”：某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胡权宗，因一件琐事野蛮殴打搬运工余继奎，并冒充公务员，声称“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胡的暴行引起了周围群众的愤慨，由此造成数百名不明真相的人围观，致使交通堵塞，继而发生少数人趁机打、砸、抢等现象。

　　在池州事件中，本田车将行人挂伤，接着肇事者又将行人打伤，在被带到派出所后，肇事者“不听派出所人员的处理，且态度极为不好，引起了围观群众的更大的不满”。如此种种，自然很容易让围观群众产生如下猜想：这人开着高档轿车，到了外地也这么横行霸道牛气冲天，可见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一定有了不起的背景和能量，咱们如果不给派出所施加压力，不把事情闹大，说不定咱们前脚刚走，人家后脚跟着就被放出来了……同样，在万州事件中，肇事者态度蛮横，口口声声“我是某某局长，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无疑也是一剂猛烈的催化药，致使矛盾迅速激化，事态急剧扩大。

　　就这样，在这些人的倨傲言行的刺激下，在对其背景及能量的臆测中，加之彼时彼地人群间交相感染、呼应作用的日渐强化，普通群众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心理产生剧烈波动，群体性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按说在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临时工打了人，与一个公务员打了人没什么不同，一辆奥拓车撞了人，与一个宝马车或本田车撞了人也没什么不同，只要打人、撞人造成的后果相同，肇事者分别承担的法律后果就应该大致相同。但是，为什么一个临时工打了人后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要假冒公务员？是突发奇想的“脑筋急转弯”，还是一些公务员“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的既往事实，对他形成了不小的示范效应？为什么一些普通群众愿意相信，一个公务员打了人，一定会比一个临时工打了人更容易把事情摆平？为什么一些普通群众会担心，如果不把事情闹大，某些开宝马车、本田车的人一定能够撞了人白撞、打了人白打？

　　存在决定意识，事实上，随着社会转型对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对旧有利益格局的改变，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因素搅合在一起，造成了不同利益主体受益或受损程度的差异，特别是像贫富差距加大、暗箱操作、执法不公、司法腐败、官员贪鄙等并非远在天边的现象，已经使一些普通群众的心理出现了严重失衡，而在某些特殊情境下，群体的失衡心理一旦失控，很容易发展成群体性事件。

　　继重庆“万州事件”之后，安徽池州事件再次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失衡敲响了警钟。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事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坚决依法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为建立和完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依法积极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当理性认识和分析群众情绪和社会心态，高度重视当前社会心理失衡的问题。而要进一步化解群众情绪，平衡社会心态，有效避免池州事件之类的群体性事件，从根本上看，将有赖于社会综合改革的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