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３１日《信息时报》报道，深圳拟建护士队，向色情业高危女性讲授艾滋预防。据近日深圳市慢性病防治院透露，国内首家公共卫生护士队伍拟于今年七八月份建立，义务向夜总会、歌舞厅、桑拿室、发廊等高危女性群体讲课，使其避免性病、艾滋病等的侵害。

　　“高危群体”的问题确实不容忽视。第四届艾滋病媒体研讨会上公布的调查显示，在我国一些地区，从事卖淫活动的女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经达到１２％。记得两年前（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曾经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表示过担忧。近期，也曾有不止一位专家发出过警告：中国已经处于艾滋病大面积爆发的前夜，应尽早控制住艾滋病的蔓延。

　　所以，该项针对高危群体的计划是十分人性化且是十分必要的，值得赞许。但反过来想，又总觉得这像是“穷余之策”，未必就是对症下药。因为就现实情况来看，只各类媒体、各种读物以及街头的各类广告中，有关各类性传播疾病的各种信息可谓铺天盖地。耳濡目染之下，大多数“高危女性”应该并不缺乏性病艾滋病预防的常识。换言之，她们之所以“高危”，大概并不是“危”在知识的缺乏上。因此，笔者对这个护士队在防治性病传播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并无多少期待。

　　该项计划还面临一项无法避免的尴尬，就是使色情行业进一步走向了台前，走向了公众，甚至可能藉此形成某种对之进行保护的“潜规则”。这显然已经有使之“类合法化”之嫌。

　　实际上，色情业人员成为威胁公共安全的“高危群体”，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病使然。靠医学手段，只能局部地发挥作用，决非治本之策。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个“高危群体”的规模和危险性会越来越大？为什么这个群体中很多人明明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却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

　　当然，这些问题是十分复杂十分难以回答的。但笔者认为，色情业高危群体的规模之所以不断扩大，与贫富日益悬殊有关，与弱势群体日益缺乏自保的手段和途径有关（据调查，很多来自某些地区的“小姐”，一人要靠此养活全家），与某些地方黑恶势力的膨胀有关，也与某些地方政府对此的态度有关：有些地方为了创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对法律上明令禁止的色情行业睁一眼闭一眼，外紧内松，甚至将其当作了不尽的财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色情群体便是个处境尴尬的群体。可以说，她（他）们只能在各种力量的缝隙中求生存，本来就来自于弱势群体，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地位更形弱势。于是，她（他）们便很难逃脱被胁迫的命运，甚至明明懂得、有时却也无法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然而，还有更可怕的：一旦染上了艾滋等恶性疾病，由于其地位和生活方式所决定，她（他）们很容易产生恶性的报复社会的心理。显然，这样的“危”，根本无法靠医学方式来解除。

　　所以，笔者认为，如何对特殊人群的性病防治工作进行有效的干预控制，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对此万万不可再做表面文章，否则说不定哪天，我们就会真正面临一场来自艾滋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