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全球电信市场似乎看到了全面复苏的希望，跨国巨头们纷纷宣布已经在WCDMA、CDMA2000这两大标准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全面支持商用已经成为现实；而中国自身提出的TD—SCDMA技术也正快步前进。同时，香港和黄电讯在多个国家全面建设和运营3G网络，中国的近邻韩国、日本在3G市场中的发展势头迅速……

　　不过，世界上最大的通信市场所在地中国还尚未正式开放3G市场。

　　面对变幻莫测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应该怎样把握3G业务的发展决策，应该怎样制定3G发展的相关政策？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从政策内涵、影响因素、关键环节等多个角度对“中国3G政策”的可能走向进行了研究。

　　3G是项庞大的工程

　　“尽管3G只是通信产业特别是移动通信产业划分时代的标准，但就其产业波及层面、社会经济影响以及业内外人士对其关注程度而言，它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牵动高层决策神经和影响社会大众生活的独特现象。”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认为：3G之所以能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皆因其对社会具有长远的影响力。而从各个角度把握住3G政策内涵，“是人们认识未来中国3G市场的关键所在。”

　　陈金桥说：目前我国参与3G决策的主体已经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权威性。“就战略决策层面而言，决策主体是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主要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产业主管部门；就产业决策层面而言，决策主体包括国家主要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以及产业主管部门。”

　　中国市场的3G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国内外电信设备制造商(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国内电信运营商(包括网络运营商、业务提供商和信息服务企业等)、国内外终端制造企业、电信建设企业以及国内外电信业投资者(电信上市公司持股人、战略合作伙伴、业务合作伙伴、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直接投资者和间接投资者)等。这些利益相关者涵盖了四大市场：产品市场(包括设备和终端)、运营市场、服务市场和建设市场。除上述机构外，中国3G市场的直接参与者包括政府部门、电信用户(几亿的电信业务最终消费者和众多享受电信服务的社会经济组织)以及各种中立的研究开发机构(提供各种决策咨询和信息咨询服务)等。

　　“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从3G决策主体还是从受众的层面来分析，3G政策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并且由于中国3G市场巨大的空间和商业利益的诱惑，许多国外厂商和投资者开始通过他们的政府来试探和影响中国政府的立场态度，进一步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

　　三大难题困扰高层决策

　　在对那些已经开放了3G市场的国家进行研究，并主要分析了我国电信产业的发展现实状况后，陈金桥认为：市场供求是否均衡、技术标准抉择以及能否有效调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竞争，是目前困扰高层对3G政策进行抉择的三大难题。

　　陈金桥说：市场供求是否均衡应该是如今面临的首要难题，首先，最终用户是否需要、何时需要3G提供的高速率移动多媒体业务(即3G通信业务需求是否足以支撑进入3G时代的通信产业发展)令人担忧；其次，即使运营市场的供需之间能够平衡，设备和终端产出供给能力能否满足运营商和最终用户的要求也值得怀疑；再次，如果启动3G市场，是否会导致电信网络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并因此而影响国内其他投资市场的供求状况，也需要深入思考。

　　技术标准如何抉择是困扰高层的第二大难题，陈金桥认为：三大标准的技术优劣性和应用环境已经比较清晰，在技术标准的比较选择方面技术因素远非核心，经济贸易甚至政治因素的影响力均要大于技术因素。

　　在陈金桥看来，第三个困扰高层做出抉择的难题是能否有效启动市场竞争：“既包括核心层的竞争，即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也包括第二个层面的电信设备和终端厂商之间的市场竞争。”因为考虑到2G时代，中国没有自己的标准技术，也没有拥有核心专利的制造商，因此在设备和终端市场完全处于被动；因此，国家希望在3G时代对此局面有彻底转变。

　　“相对而言，高层对于引入发展3G对电信运营市场竞争的影响更加关心。”陈金桥说，“一方面是因为电信运营市场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电信技术和业务应用会渗透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工作、生活，重新塑造社会经济环境。所以，高层希望引入3G能改善电信市场的竞争环境，并通过运营效率的提高来增加消费者福利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3G市场和3G产业能否重新塑造市场格局和市场经济环境，还取决于各类制度和政策的引导。”但陈金桥认为这些政策目前尚未明朗，还处于探索之中。

　　可能的方向

　　各种迹象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开放3G市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也自然会引起对中国3G政策的猜想莫衷一是。

　　不过，陈金桥认为：从理解政策目标、分析影响因素、判断基本方向入手，还是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出一些关键政策走势和发展脉络。

　　“中国目前阶段到底有没有必要发展3G？”陈金桥说，“从战略层面，高层在对此问题的分析判断基于电信体制改革思路、社会信息化进程、电信产业在国内经济中的角色变化、对外经济贸易平衡关系、3G设备和终端成熟度、3G知识产权谈判情况、以及国产3G标准的产业化进程等。”

　　“目前来看，上述的这些因素正面影响相对较多，可能有助于高层加速3G决策，但高层仍然认为需要一段时间来充分论证中国发展3G的必要性和意义。”陈金桥介绍说：再过一段时间，政府可能会遵循WTO提高透明度的要求，通过公布发展战略和国家专项规则来宣示政策思路。

　　“3G产业政策的基本目标已经较为清楚。”陈金桥说，概括起来应该包括以下内容：抓住全球基本同步启动3G市场的有利时机，利用中国国产标准和市场容量的综合优势，以运营业为核心，带动设备和终端制造业、软件业、芯片业和信息服务业等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规模巨大的产业群；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提升科技和产业的竞争力，促进我国成为世界领先的通信和技术强国。

　　“而目前影响产业政策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标准的产业化进程、国内厂商的竞争实力、外资和外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立场，以及参与中国市场的方式和目的。”陈金桥说，目前来看，政府基本认同技术中立和市场优先选择的原则，三大技术标准在中国市场都可能具有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

　　“所以下一阶段，在产业政策方面将会集中统一知识产权谈判，降低知识产权费用门槛，资助国产标准研发，鼓励组建国内厂商和运营商联盟，以及规定国内产地或者厂商最低市场份额等措施。”陈金桥介绍说，据他所知，上述的这些政策有些已经开始实施，有些还在秘密酝酿讨论之中。

　　而对于3G运营业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借助新网络新技术引入新的市场力量，进一步深化电信体制改革，全面改善电信业服务水平，提升电信运营业和基础电信企业的国内外竞争实力；加速推进信息化社会进程，使3G产业尽快成为移动信息社会的核心产业。

　　“影响这一目标顺利实现的主要因素是电信市场容量、电信运营商的数量、电信网络能力和业务构成、电信消费需求结构、网络建设成本、无线电频率资源等。”陈金桥介绍说：“在这些问题上，有关方面目前达成的共识是，国内移动通信市场还有增长潜力和市场空间，可以容纳新的竞争者；基础电信运营商拥有综合的业务经营范围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较为有利；无线电频率等通信资源可以容纳新的市场进入者；运营企业将拥有超越2G时代的自主经营权限，业务创新和异质竞争会受到鼓励；监管机构将合理选择自身存在的位置，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不断削弱垄断力量，大力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陈金桥说：在未来3G的市场准入政策方面，根据国外的经验教训和中国市场的具体情况，中国可能采取较为独特的政策。

　　“在发放牌照的时机上，将主要依靠设备技术测试结果、知识产权谈判进程和结果、国产标准的产业化进程、国内移动通信市场业务普及率以及非话音业务的成长速度等因素来定夺。不过，当前上述领域的进展显然不足以推动高层下定决心，也许还需要一年时间的等待和权衡。”

　　“在牌照的数量上，国外经验仅仅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需要计算移动通信乃至整个通信市场容量、运营商最低经济规模以及频率资源配置的可能性。此外还要结合当前移动市场竞争结构。”

　　“在发放牌照的方式上，为避免过高地进入成本，拍卖的方式已基本排除，其余方式均可借鉴。”陈金桥说，欧洲市场的惨痛经验已经证明拍卖的方式不足为取，“基本方向是竞争性的发放，牌照的发放必然会结合无线电频率的配置，也许会增加对技术标准选择的要求。”

　　“关于引入3G后的市场监管政策，基本目标是避免市场垄断，提高服务水平。”陈金桥说，关注的重点仍将是互联互通、网间漫游、业务资费、网络资源共享等，“很关键的一点是要确保3G与2G网络之间的漫游与互通，实行市场化的更加灵活的选择性资费，提倡不同运营商之间共享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合理扶持新的运营商发展。”

　　陈金桥说：中国的3G政策牵涉到太多的利益相关方面，因此该政策的制定不仅检验智慧，更加考验勇气。不到瓜熟蒂落，都可能存在变数。“我相信，具体方案和政策内容可能会因时而变，但决策思维的方式将会一脉相承。”